命题(proposition)是分析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一般而言，作为一种理论实体，命题具有以下典型特征①：(1)命题是主体持有的某种信念态度/意向状态(相信、言说、断定、知道，等等)所指涉的内容/对象；(2)命题是能够对之作出真假判断的思想之承载者；(3)命题由语句(sentence)所表达，同一个命题可由不同语句表达。经验命题(empirical proposition)是命题家族的一个子类，其特点在于内容涉及经验对象，通常情况下其真假可以借助实验观察、证据确证(evidential justification)等经验手段加以检验。“轴心命题”(hinge proposition)②是一类特殊命题，其特殊性表现在，一方面，它具有命题的某些典型特征：(1)轴心命题③是享有特定世界图景的主体持有的某种基础信念(basic belief)所指涉的内容；(2)轴心命题通常具有经验命题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与命题的某些特征相抵触：(1)轴心命题不能根据经验证据对之作出真假判断，其真理性是不言而喻的；(2)某个轴心命题如果在不同语言实践中由不同语句表达，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和功能。维特根斯坦借“轴心命题”的特殊性刻画了基础信念的基础确定性(fundamental certainty)：某些具有经验内容的命题在特定认知活动中免于确证(free from justification)且怀疑免疫(immune to doubt)，它们的自明真理性构成了其他经验命题的意义来源和确证/怀疑活动的基础。换言之，轴心命题具备双重规范性角色：既规定了经验命题中特定语词的正确用法，使得包含该语词/语句的语言游戏得以可能；又作为基础信念的表征充当判定其他非基础信念之真理性的基石。然而，轴心命题也凸显了人类认知结构中的一个规范性谜题：看似包含经验内容的轴心命题之真假本该由带有偶然性特征的经验证据来裁决，但它拥有客观确定性，其真理性是不容怀疑且不言自明的。轴心命题为何通常具有经验命题形式？又是何种因素赋予轴心命题以规范性地位？轴心命题如何发挥意义来源和确证基石的规范性作用？这一作用如何深化了我们对知识与确定性的理解？本文将依次考察上述问题，根据维特根斯坦提示的线索破解由轴心命题带来的规范性之谜。 一、“轴心命题”的理论背景及其构成要素 “轴心命题”的理论背景植根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生涯的最后阶段对认识论问题的关切。自从1949年在美国与马尔康姆(Norman Malcolm)针对摩尔(G.E.Moore)反怀疑论的两篇论文(cf.G.E.Moore，1925，1939)进行探讨之后，维特根斯坦就致力于澄清知识及其确证的概念问题，这构成了《论确定性》的写作动机。④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摩尔反对怀疑论的初衷是值得称赞的，但弄错了最关键的论证线索：误解了“知道”和“怀疑”的意义——摩尔在为常识辩护以抵制怀疑论时，没有正确理解“知道”和“怀疑”在人类日常语言实践中的用法。 其一，“我知道”(I know…)是认知主体对自身拥有知识状况的声明，而一种信念状态(doxastic state)/陈述(statement)要成其为知识，根据维特根斯坦对人类语言实践的考察，需要至少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拥有适当的理由支持(cf.Wittgenstein，1969，§18，243，414，432)⑤，这些理由具有不比被支持者少的确定性(ibid.，§1)；(2)存在怀疑的可能(ibid.，§121，178)，那些被称为知识的东西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出错的(fallible)；(3)要求认知主体对所知的东西足够确信(satisfying oneself)，有能力(have a position)作出确切把握(ibid.，§3，555)。其二，“我怀疑”(I doubt …)及其所表达的怀疑行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一方面，怀疑建立在不被怀疑的事物上，怀疑行为事先预设了不被怀疑的事物存在(ibid.，§115，354，450)；另一方面，怀疑只有在适当场合下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只有在特定语言游戏中，某些怀疑的出现才是合适且可被理解的(ibid.，§255)。 因此，摩尔的错误来自两个层面：其一，摩尔将一些并不属于知识范畴的实例(摩尔所声称的那些其真理性对之不言而喻的命题)当作论证的前提，由此形成对怀疑论的反驳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被摩尔当作前提的命题(“我有一只手”)并没有比要论证的结论(“外部世界存在”)具有更多的确定性；其二，摩尔误解了怀疑论者的论证要点，他没有意识到，通过重申被怀疑论者质疑的常识命题的真理性并不能构成对怀疑论的有效反驳，反怀疑论的关键策略在于指出否定外部事物存在的怀疑论者和唯心论者的内在矛盾。为了纠正摩尔的错误，重新诊断知识和怀疑论问题，在经历一番“拨散语言迷雾的穿行”之后，维特根斯坦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知识和确定性分属不同的范畴(cf.Wittgenstein，1969，§308)，并由此指出以往针对知识和怀疑论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混淆了(或没有意识到)这一区分：比如，摩尔将表达了确定性的命题(如“我有两只手”)错误地当成可以纳入认知评估体系的知识命题，不合语法地宣称他知道作为“理由尽头”的确定性命题的认知确证(ibid.，§204)；又如，怀疑论者错误地质疑怀疑免疫的确定性命题，对使特定怀疑活动成为可能的确定性命题提出了不当的认知要求(ibid.，§150)。由此可见，一旦我们将知识与确定性的区分接纳为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认识论研究的面貌将得以改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轴心命题”进入了讨论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