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西方哲学世界中语言学转向的发生，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成为学界的重要论题。此问题由于弗雷格在“意义”与“指称”之间的区分而衍生出不同于直接指称理论——其典型表现是指物定义——的意义决定指称理论，后者主张“专名通过意义的媒介并且仅仅通过这种媒介与对象联系在一起”，①也就是说，语词的意义规定了它的外延，即它所能指称的对象。依据娜丰(Cristina Lafont)的观点，在同样关注意义与指称之区分的德国哲学家洪堡那里也有类似立场，并且这一立场还延伸到了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语言理论中。本文试图捍卫的正是意义决定指称理论秉持的这一语词—意义—对象的间接指称关系，并希望借助对伽达默尔(兼及海德格尔)之语言理论的分析，回应娜丰在《解释学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中对此立场可能引发之困境的指责：“如果对不同语言的持有者而言，世界中‘能有什么’完全不同，如果他们无法谈论同一个实在，那么，交往如何可能？更糟糕的是，言说者如何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②笔者认为，意义决定指称之立场不仅能使言说者围绕同一个“实在”展开讨论，而且可以不断拓展言说同一个“实在”的可能视角。换言之，我们不需要如娜丰那般重新回到直接指称理论以解决上述困境，因为即便认同意义决定指称，也并不妨碍我们跨语言地分享那些事物。 具体而言，对此问题的论述将会沿如下思路展开。文章第一部分概述娜丰对意义决定指称理论的批评，这可以解释她为何走向直接指称理论，并尤其援引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作为其理论支撑。针对娜丰的这一选择，文章第二部分将以伽达默尔关于概念构成的修辞学路径之讨论为起点，说明持有意义决定指称立场不会导致娜丰所言的交往中断，而围绕这一观点开启的论证将呈现为一种有趣的“循环”：事物被语言不断地“构造”，语言也在显示事物的过程中丰富着自身的含义。那么，这种循环是如何可能的？文章第三部分试图回到伽达默尔对语言与事物，乃至世界之关系的解读中探寻答案，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伽达默尔与娜丰理论立场之差别，归根结底在于他们对语言性质的不同理解。因此，文章第四部分通过进一步切入作为娜丰理论支撑点的普特南的语言观，更明确地展示伽达默尔与娜丰的理论分歧，并由此主张，“意义决定指称”之立场对于伽达默尔而言并非是可与“直接指称理论”并立的选项，它乃是语言—事物之源始关系的表达。 一、“意义决定指称”中的指涉难题 如前所述，弗雷格在对专名和对象之关系的分析中秉持间接指称论的立场，简单来讲，即语词通过意义指向对象的意义决定指称理论。这一理论可以在如下两层意义上获得进一步的理解：在最通常的意义上，该理论指语词的意义决定它所能指称对象的范围，或者说，规定了哪些对象能够被该语词指称。以“柠檬”为例，若我们将它规定为一种黄色、味酸、表皮粗糙且厚的水果——当然，这里还可以列举关于它的更多规定，譬如它一般作为佐餐调料使用，其表皮碎屑可放在面包中增加香气等——那么凡具有这些属性的水果便都可被纳入“柠檬”一类。而在更进一层的意义上看，当我们强调通过对语词意义的理解建立与对象之关联时，这同时意味着对象正借助这意义将自己的“是什么”显示出来。这种显示不是仅就对象获得了一个与之对应的语词来说的，更重要的是，语词所负载之意义使对象能够向人们展示它“作为”什么而被看待。这正符合伽达默尔所说：“使一切事物都能自身阐明、自身可理解地出现的光正是语词之光。”③举例来说，某个现代人进入原始部落，发现一件奇怪的物品摆置在部落营地的核心位置，他对此产生好奇并加以询问。部落族人友善地用自己的语言给出了答案。但问题在于，若现代人完全不懂对方的语言，那么即便他学会以同样的发音来指称这个事物，也仍旧无法知道它是什么。这种情况下，那个已经被命名的奇怪物品对于现代人而言没有任何意义。这一案例揭示出意义相对于指称具有的优先性，只有凭借意义，事物才能呈现为一个世界整体秩序中的“上手”之物。 然而，对于语词与对象之关联的这一规定遭到了娜丰的质疑：如果坚持意义决定指称，也就是说，认同对象是在对语词意义的理解中得到显示的，那么便可能存在如下问题，即当语词的意义无法完善地摹状对象甚至错误地摹状对象时，“关于世界之客观知识的可能性和跨语言的主体间交流之可能性”④就会出现严重困难。让我们重新回到“柠檬”的例子以便更清楚地说明这一质疑。如前所述，我们通常将“柠檬”规定为黄色、味酸、表皮粗糙且厚的水果，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规定很可能是不完善的，譬如在某些地区柠檬长成了绿色、味酸、表皮光滑且薄的水果，所以我们所掌握的“柠檬”的意义很可能有偏颇。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于两个不同地域的人在共同讨论“柠檬”时，若按照意义决定指称理论，他们便无法聚焦到同一类水果上去，从而导致对话的中断。这就是娜丰质疑的重心所在。 当然，要使娜丰的立场被更完善地描述出来，还必须澄清上述例证中隐含的另一个预设，也就是意义整体论。当我们说对话双方是处于两个不同地域中的个体时，该预设已经潜在地发挥作用了，因为这其实暗示着对话的发生并不只在两个个体之间，更是在他们代表的不同语言观，亦即世界观之间。我们如何理解和述说一个对象，源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或者从根本意义上说，依赖于我们述说世界的语言整体所构造出的有序的整全世界作为背景。因此，意义整体论乃是要揭明，每一种语言都勾勒出人们解释世界的特定方式，从而如何述谓一个对象取决于它与语言世界中其他命题的关系。尽管这一理论是在奎因20世纪50-6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中获得完善的表达的，但它在更早的洪堡关于语言就是世界观的论题中已经有所呈现，正如洪堡本人所言：“语言可以比作一张巨大的网，其中每一部分或多或少地与其他部分相关联，而这些部分又都与整体联系在一起。无论其出发点为何，人在说话时所关联的往往只是这语言结构中的某个单独的部分，但在如此行事时却本能地认为，所有与这部分相一致的东西都同时呈现在他面前。”⑤意义整体论对于所讨论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向我们指出，在对语词意义之不同理解所导致的指称无法聚焦的困境——如不同地域的人对“柠檬”的谈论——背后，乃是不同的语言世界的根本差别。当然，这里的语言世界是在宽泛意义上说的，譬如，我们认为天文学家和神学家就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尽管他们可能持有同一种语言。 正是结合了意义整体论，娜丰的质疑清晰显明起来。一旦“我们将意义整体论和我们的词语所指的是其含义的函数这一主张(即，弗雷格的意义决定指称的论点)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得到了意义的相对性”。⑥不过，娜丰讨论意义决定指称理论的目的并不是论证交往的不可能性或者相对性，相反，她引导我们回到现实的情境中，使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关于“柠檬”的对话中，随后的情形很可能是，双方不会因为无法聚焦谈论对象而停止对话，反而开始就“柠檬”是什么加以重新规定，从而获得一个意义被扩展的“柠檬”概念。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事实上，正是在这里，娜丰找到了支持“直接指称理论”的理由——使那场关于“柠檬”的对话不断开展的原因是，语言具有直接指称对象的功能，亦即是说，它能够“使我们……指称不依赖于我们构想它们的方式的事物”，由此才“使我们超越了自身信念的限制”而走向一种主体间的认同。⑦语词对对象的指称在这里不再需要意义作为中介，而这也成为对话顺利展开的条件。恰如娜丰所言，“指称活动似乎也迫使我们将被指称对象视为在逻辑上独立于我们把握它的特定方式的东西”。⑧由此观之，“意义决定指称”之立场势必要被“直接指称理论”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