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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启蒙已非等级共同体的精英单向灌输，而是社会主体的自主启蒙。这一转型奠基于康德，其“自主启蒙”提供了施动型转变为自主型的现代社会互动机制原理与完整实践路径。个体对现状的理性反思与承担社会责任的自由人格发育同步，自主启蒙完成于理性交往的社会互动。交往在信息化时代已成为生产方式变革枢纽，启蒙从而成为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现代演进的内在机制。
rung”“与源自神学的‘光’隐喻相竞争”，①西班牙文“illuminismo”、意大利文“ilustracion”、英文“enlightenment”等西文亦均辞源于“照亮”，透露出启蒙的信仰启示背景。 现代性面向未来的进步主义信仰的内在驱动，加速更新着近现代生产方式运动。这一加速变动性成为传播新思想、开启无知僵化的现代启蒙的首要特性。启蒙的文化观念变革根本上基于生产方式运动的需要。任何文化与启蒙都基于双重根据：人类共同体文明观念与本民族的文明现状。二者生产方式的文明差距激发了消除差距的启蒙意识。因而启蒙既是对从属于旧文明的旧文化的文化观念之争，也是代表新文明对旧文明的文明之争。但是，现代化愈渐深入复杂的社会与自然困境，导致启蒙成为反现代化思潮的聚焦对象。②后现代主义消解的核心对象即启蒙的人文理性特质。国际冲突复杂化的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世界格局面临威胁，实质欲弃置的正是取代丛林法则的启蒙交往理性。 一种关于启蒙的成见，是将启蒙视为灌输性教化，从而将启蒙囿限于前现代文化。这一误解也成为理解康德启蒙观的流行观念，它直接阻碍启蒙的差异性互动这一本质机制的自觉运行。 前现代启蒙的本质特性是启蒙者单方面的施动行为。当其将宣传演变为灌输，而且固化为身份结构并衍生出精神等级时，启蒙就失去了正当性而走向自己的反面。施动型启蒙变异为权威等级的惯性，根源于启蒙者独占主体地位而受启蒙者主体阙如。这是现代思想关注的启蒙深层结构：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③ 马克思批评的是以法国启蒙运动为代表的精英教化传统，最终指向权威等级的社会结构。但悖论的是，后者也正是启蒙运动的批判对象。马克思深刻之处在于，他揭示了批判等级社会的启蒙运动与其批判对象的同构本质：对于被启蒙的民众而言，启蒙教育与其所攻击的等级社会同样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教化。僧侣的信仰灌输与精英的人文启蒙，都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分裂型单方面教化。马克思从而提出了超越传统启蒙思想的“环境改变”与“自我改变”一致的实践哲学，精神教化的施动型启蒙需要转变为自主型启蒙。现代性的自主启蒙并不否认启蒙包含的文明与文化差异及其更新的必要，但“施动教育—接受学习”已转变为“启发教育—自主学习”。这不仅是教育方式的转变，而且是更为基础的社会互动行为的转变。 康德的启蒙哲学，正是这种新型的“自主启蒙”奠基性经典样本。康德启蒙哲学与施动型启蒙不同，它主要是实践方式而非理论知识，强调被启蒙者如何自主启蒙。“自我”不再是被动接受启蒙的客体对象，而成为启蒙的主体。“自主启蒙”内化了启蒙对象与启蒙主体外在的主—客体差异，使启蒙欲克服的矛盾内化为主体自身的动力机制。质言之，自主启蒙不仅承担了启蒙的公共批判，而且同时实现着个体自我教育的转变。《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这篇本是针对君主专制书报检查制度的政治评论，却以其对自主启蒙机制的独特探索，成为超出其特定写作背景的影响深远的现代启蒙范式。它不仅根本转变了启蒙运动沿袭的施动型教化，而且成为康德理性哲学的实践样本。对个体理性自主启蒙内涵与路径条件的揭示，不仅预示了此后道德自律的实践理性与《判断力批判》的主体际共通感，而且提供了个体理性交往与现代社会互动建构的有效机制，从而预演了现代化政治与教育。 作为动词的启蒙，正是自我与社会动态生成的实践枢纽。康德介入启蒙论战的论文标题，是一个比自我意识形态更本源的提问：“何谓启蒙”？在启蒙争论汗牛充栋的二百年后，视启蒙为敝屣的当代思潮中，恰是后现代背景的福柯重申这一提问，他在《何为启蒙》中突出强调：康德启蒙观是数百年来现代哲学始终无法绕开且必须思考的“现时性”问题，这一问题制约规定着现代思想最根本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