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的政治和学术话语中，“文化”无疑是一个高频率出现的热点词汇。党的二十大报告曾先后58次提及“文化”；在中国知网，自2012年至2023年，以“文化”为题的文献，每年多达6万余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但是，无论是从内涵来看，还是从外延来看，文化都包罗万象、众说纷纭，对于文化的生成和积累的研究，更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相比较而言，作为文化浓缩和升级的文化资本，则有着较为清晰的概念界定和研究边界。大学作为传承、发展和创新文化的机构，研究大学文化资本的生成逻辑与积累机制，对大学组织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从国内外现有文献来看，围绕大学文化资本的生成、演进和积累机制的研究主要散见于社会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论述之中。本研究将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方面梳理具有启示性的研究观点和思路，另一方面分析可能的创新和突破之处，进而提出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理路。 (一)文献综述 在论述文化资本生成逻辑时，人们往往沿着布迪厄(Bourdieu，P.)的思路，把文化资本的生成，与教育程度、文化品位、炫耀性消费以及上层社会的礼仪规范联系在一起，行动主体可以通过学校、阅读或礼仪学习等，提升文化素养，进而在同龄人当中获得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本。[1]人们先验假定只有上层精英才能够形成并具有文化资本，底层民众的文化资本明显匮乏。塞雷索拉(Ceresola，R.)通过对美国志愿者服务队成员的工作进行实证调查，有力反驳了这一论断，认为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服务队成员，能够有效利用他们过去所形成的文化资本，更加便利地与服务对象建立联系；那些来自上层社会家庭的服务队成员，反而因为其自身高贵性的文化资本，难以与服务对象进行有效沟通。[2]可见，既然文化资本和趣味等级、社会区分相对应，那么就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惯习和文化品位，能够自称是天生优越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某种文化类型因其包含更多文化资本，于是被社会行动者“集体无意识”地误认为更具有合法性、正当性。[3]以上观点，给分析大学文化资本生成带来的启示是：无论是精英大学，还是普通大学，都可以在创建大学文化资本过程中发挥各自的能动性，不因大学身份不同而丧失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一定意义上，大学文化资本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是建立在认同机制之上的。 在论述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时，主流成果大都强调主体所在的“元场域”，亦即国家对文化资本积累所发挥的影响。例如，撒列尼(Szelenyi，I.)认为，国家是激活行动者的某些技能或特性的主要力量。文化资本积累不仅取决于国家，也取决于行动者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4]文化资本积累与行动者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经济富足的家庭由于远离生存压力，因而更有能力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经济相对窘迫的贫民，往往陷于养家糊口的困境中，无缘获取更高的文化资本积累。[5]文化资本具有顽强的自我再生产能力，并与其他资本共同维持着社会再生产，亦即现存秩序及其不平等的再生产。[6]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在文化资本积累中，都不是单向度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建构者。对学校文化资本进行科学合理的反思和评价，是建设和积累学校文化资本的关键环节。学校文化资本的建设和积累，要在坚持全面改善的原则上，提出明确的发展规划以及具体而系统的落实方案，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应当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创新。[7]以上观点，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大学文化资本积累既受大学外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制约，也受大学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影响；既有大学文化资本内部多元因素的相互交融，也有文化资本与其他资本形式间的相互促进。大学文化资本形成与积累机制是密切相连、循环佐证的动态演绎过程，既需要大学在坚守文化传统中不断创新，又需要大学在文化创新中坚守传统。由此，大学才能够在更为广泛、更为普遍的文化形态中，不断大浪淘沙，筛选并积累自身的文化资本。 (二)问题提出 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的龙头，资本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凭借。希尔斯(Shils，E.)认为，一所大学的资本远不只是它的物质设备，也远不只是学术人员带到工作中的知识和技能，还包括对发现的热情、道德上的正直诚实、区别判断的能力等。大学崇尚学问活动内在价值的精神，不但是大学优劣的评判标准，也是任何一所大学的存在之根。[8]在这里，希尔斯所强调的大学资本，属于精神文化资本的范畴。事实上，文化资本的外延决不仅限于精神文化资本，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明确将其划分为具身化状态、客观化状态和制度化状态三种类型。[9]其中，精神文化资本属于具身化状态的核心。布迪厄之后，中外学者对文化资本的研究不断拓展，不但在文化资本类型上突破了三元划分的限制，而且在文化资本研究对象上，突破了精英阶层和微观个体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