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断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当代中国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关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对此，一种常见的论述是将某些古代文化要素与现代理念直接对照、简单类比，阐述其相似性或共通性。这类论述呈现出的传统文化往往散乱无章，如同“拼盘”，看似丰富，实无体系，且对古今之变理解不足，难以说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路。特别就关系到中国社会底层逻辑的政治文明而言，从传统政治文化整体结构出发，以历史的视角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厘清其内在传承与发展的脉络，对于准确把握现代中国政治文明的特质尤为必要。其中最应着力探究的是明清以来至现代中国的思想变革。 有些研究注意到了明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关联，但为了更简捷地在二者之间建立继承关系，而拔高了王阳明至晚明清初部分思想的所谓“现代性”——“资本主义萌芽”或“市民社会”说、“个人权利”或“启蒙思想”说等亦属此类——要么有意无意地曲解史实，要么认为清代(中期)是晚明清初和近代之间的断裂。①这种解释本质上仍是(整体或部分地)借用欧洲的近代化模式，如以自由主义式的或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模型，嵌套中国的古今之变，②既有一定的洞见，也有明显的疑难。另一些研究聚焦明清时代的土地均平分配观念，认为与近代以来太平天国、孙中山、共产党人的土地政策和社会主义理想一脉相承。③这种观点触摸到了中国近代转型的某些特殊逻辑，但仍不够深入：一是均平土地之议并非明清特有，历代都不乏呼声，如何解释明清土地论的革新是一个问题；二是仅仅土地政策还不足以涵盖全部政治观念的近代转型。④总之，中国自明清以来的政治文明现代化历程，既与西方模式有共通之处，更有自身的内在逻辑与特质，需要进行系统性地解释。 一、政治体系的理论层面：公理传统与人民政治观 (一)古代天下之公政治观的理论化之路 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从不同的角度为“民本”或全体生民“相生相养”的天下之公政治观贡献思想，包括“礼治”“德治”“法治”“仁政”“兼爱”“无为”“名实之辨”等，并形成儒、墨、法、道等流派。但先秦两汉时期形成的传统政治思想是一个庞杂而松散的体系，其核心精神“天下之公”的观念弥散其中，很难找出一种囊括全部思想元素，且条理明晰、简洁精炼的通贯性的理论概括。这使得古典政治观念体系在魏晋之后受到道教、佛教等“异端”的挑战。与此同时，受魏晋玄学及其之后的佛学的影响，抽象原理性、逻辑一贯性的思维逐渐在中国思想世界中扎根。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最终在唐代中期之后开始逐渐地作用于古典政治思想，并使之，尤其是使作为其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走向了理论体系化和价值一元化的新阶段——理学时代。原则上，这将使古典政治观念的核心精神“天下之公”得到更大强度的呈现。 在庞杂的传统政治观念聚合中，儒家思想显然无论在观念的丰富性还是义理的逻辑性上都是最显著的组成部分。因此从中唐开始，对于传统政治观念的理论化努力就基本上确定在了儒家之道的范围之内。这一过程始于韩愈，韩愈的思想有强烈的经世取向，这是重建政治观念理论化、体系化的起点。他说“合仁与义言之”乃“天下之公言也”，天下之公言即道，即天下“相生相养之道”。⑤韩愈认为，“文明的制度使人们能够用一种在社会意义上富有建设性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愿望、要求和利益。仁义的优点就是由此所决定的。”⑥在古代思想世界中，针对这套“相生相养之道”的政治理念提出的最为完整可行的方案，就是五经所载的儒家礼教——实际上是经典所记载的代表当时之人眼中人类文明最高水平的古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方式。 不过，由于处在政治观念理论化进程的起始阶段，韩愈还没有将理论一元化贯彻到底的自觉。理论上的一元性要求将同属于儒家义理的公共性政治观念与个体道德修养问题贯通起来，尤其是从个体德性的角度证明整个儒家义理在价值上的可信与实践上的可行。韩愈在这一点上的欠缺，成为宋代理学家继续推进的方向。进入宋代之后，儒家礼教文明的“理论理性开始强烈地追求其自律性”。⑦宋明理学在这条政治理论化之路上的贡献就是将既定的儒家礼义或公理归结为一种形而上的(而非宗教性的)世界原理——天理，进而摸索出一套在实践中呈现这一天理本体的道德心性论。于是，公私之辨在理学集中体现为义利之辨、理欲之辨。又因为义利相去之微，操舍之际容易错谬，为了谨饬义利之辨，才生发出关于纯化天理的性理学和居敬自持的工夫论。在道德形而上学贯通的政治理论框架中，政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了个人道德实践的问题。理学的主要目的“是要按照这种理论改造或造就符合该社会根本利益的士大夫与官吏队伍”。⑧ 这套将古典政治观念形而上学化的理论之集大成者，即朱熹；而进一步将这种形而上学化的天理彻底统合进心性之学的，是王阳明。如梁启超所说，道学的“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的成一片段”。⑨心学境界就其本身而言是关于道德的内在体悟，但其根源处仍然是经世的热情，是实现天下之公、万民生养的理想——只是在实现途径上更加依赖个人化、内在化的精神修为和境界，以至于某些末学肤受者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堕入禅道而失去了理学的初心。换言之，以形而上学宇宙论而非广义社会科学的方式构建传统政治观念的理论体系，最深层的问题是落脚于个体的道德境界与修养功夫，客观上偏离了传统政治观念公共性的初心。而道德哲学私人化发展到极端——如阳明后学左派⑩的思想，就似乎是物极必反般地开启了重建公共性的契机。因此，明清之际对理学的反思，一个内在的逻辑就是重建社会政治价值观的公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