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3)04-0162-09 纵观近代北京大学的历史，如果说蔡元培为北大奠定了发展基础，那么蒋梦麟则是在继承中有所发展，二人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均对北大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蒋梦麟是北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笔者梳理已有的文献，发现对于蒋梦麟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主要从整体上进行论述，且多聚焦其治校理念与模式，而对其大学学科建设思想与实践进行专题性研究的成果则付之阙如。①蒋梦麟的大学学科建设思想与实践是其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影响着北京大学的学科发展。因此，本文通过分析蒋梦麟“精纯”的学科发展观、“均衡发展”的指导原则，以及注重发展自然科学的思想及改革实践，力图呈现其学科建设思想的核心要义，并立足这一学科建设思想，从引入学院制和扩充研究所为研究院两个方面的实践进行分析，以加深对蒋梦麟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的认识，为中国式现代大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一、强调“精纯”的大学学科发展观 学科发展观是指大学管理者在开展学科建设过程中秉持的态度与价值观。众所周知，蒋梦麟是被蔡元培邀请加入北大，作为其助手协助管理北大的。因此，蒋梦麟被认为是蔡元培的接班人，谨守蔡元培之余绪。但是实际上，蒋梦麟是在继承蔡元培大学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对北大进行了一些改造，旨在推动北大内涵式发展。“精纯”是蒋梦麟在开展大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秉持的基本态度与价值观。在具体实践中，他主要采用整顿课程的方式，充实与发展各学科的内容。蒋梦麟曾说：“北大近对教授聘请及课程选定均采精纯主义。”②又说：“学科务求其精，不务其多。”③由此可见，“精纯”是蒋梦麟大学学科建设思想之灵魂。 蒋梦麟在北大开展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并未打破先前确立的学科结构，而是在已有学科结构的基础上，对各学科内容进行充实，即保持学科结构的稳定，推动北大学科逐渐形成发展特色。他曾明确指出，北大学科改革的主要内容为：“在设备方面力谋充实，在课程方面再求进一步之合理化，务使学生能得到各学科专门学识基本训练，非主要课目决在设法裁减。”④简言之，蒋梦麟主要通过整理各院系之课程，促使各学科内容组织化、合理化。1934年，蒋梦麟召集学校各院院长、课业长、秘书长开会，商定拟于下年度整理各学科课目，整理措施为：“将各院系性质相同之重复课目加以裁并，其不甚重要及学生又以自己研求而不须教授指导之课目一律裁撤，对于基本科目，如国语、外国语、数理化学等则一律提高。”⑤由此可知，蒋梦麟意在精简各院系之性质重复课目，强化基础课目，使各院系之课程达到“精纯”，夯实各学科之基础，提升各学科之精度，从而提高各学科人才培养之质量。 在进行学科课程整顿的过程中，北京大学遭遇了学系合并风波，如国文系与史学系合并、物理系与化学系合并等，尤其是国文系的学科课程整顿影响较大。国文系是北京大学各学系中发展较好的系科，但是社会上忽然传闻北京大学拟将国文系归并入史学系，改称文史系。⑥随即蒋梦麟澄清了此传闻，指出北大绝无裁并学系的计划。⑦而这则传闻的直接来源是胡适在一次茶会中的玩笑话，误传要将文学院改为文史学院⑧，再加上蒋梦麟整理各系课目的助推，使两个学系合并之事似乎成为事实。蒋梦麟后来也说道：“日前忽传本校将于下年度裁并学系说，查此系本校拟于下年度实行整理各学系课目之误。”⑨同样，因整理科目而引发的学系合并传闻还有物理系与化学系。如《世界日报》报道：“北大理学院于下年度整顿课程……谓该院拟于下年度，将物理系与化学系并为一系，名称改为理化系。”⑩随即，蒋梦麟又澄清，“本校理学院物理化学二系合并说绝非事实。盖本校物理化学二系极为重要，现正积极从事计划发展，何能谈及合并”。(11)从这两次学系合并风波中可以看出，蒋梦麟本意在于从课程方面对学系内部进行组织化与合理化改革，但是被外界误读为合并学系。 综上可知，蒋梦麟秉持“精纯”的学科发展观，具体表现为对各学科课程进行有效整顿，从而使各学科内容组织化、合理化，然而在这一整顿过程中，由于外界的误传，使课程整顿演变为一场学系合并的风波。不过，在一定程度上，蒋梦麟在澄清学系合并传闻的过程中进一步强调与传播了自己以“精纯”为核心的学科发展观。 二、倡导大学学科“均衡发展”，且注重自然科学 “均衡发展”是蒋梦麟开展学科建设的指导原则，是在继承了蔡元培学科发展原则的基础上的创新发展。1931年4月，蒋梦麟上任校长后不久，便召集各学院院长开会讨论五年内预定之重要事宜，并邀请各系主任出席，以使各院各系平均发展。(12)在蒋梦麟着手整顿北京大学的计划中，对于学科发展一项，他明确指出：“总之，北京大学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三院平均发展，均有革新之必要。”(13)由此可见，蒋梦麟为北京大学的学科发展明确了“均衡发展”的指导原则。 首先，蒋梦麟倡导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三院平均发展”是一种相对的均衡发展，而非绝对的平均发展。学科发展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各学科不可能获得绝对之平均发展。当时，北大各学院聘请的教授合计有十余人，其中，文学院三四人，理学院五六人，法学院三四人，因理学院聘请教授稍多，故有传言北大要片面整顿理学院。(14)蒋梦麟解释道：“理学院教授较易聘请，科学家得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奖金有一名单，余根据此名单，设法聘其为教授，故理学院教授较为多聘。”(15)可见，理学院教授聘任稍多是因为有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16)的支持，而非蒋梦麟违背了其学科发展的指导原则。在国文系更动教授事件中，时任北大秘书的朱洪曾指出：“大约该系有教授八九人之多，其他各学系至多不过三数人耳，蒋校长为求各学系平均分配计，亦不得不缩减国文系教授。”(17)从朱洪的话语反映出蒋梦麟秉持各学系“均衡发展”的指导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北京大学各学科在师资、课程、教学设施等方面均有所发展。例如，在课程领域，1935年，北大理学院的物理学系、生物学系，文学院的哲学系、教育系心理组、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史学系，法学院的经济系等均增设了重要课程。(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