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23)06-0128-22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高、经济活力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中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湾区建设给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带来了机遇，推动了跨境学习的发展。跨境流动是湾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未来趋势，跨境学生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身份认同涉及“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等基本问题的回答。身份作为人群分类的一种方式，有简化人际复杂交往的作用，国家认同作为身份认同的最高表现，在大湾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中意义重大。那么跨境学生的国家认同状况如何？存在哪些影响因素？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国家认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是公民出于对国家价值发自内心的认可而生成的对国家的特殊认知和情感归属。在国家层面上，国家认同是国家凝聚力形成与维持的重要动力源，是国家之所以为国家的重要原因；在个人层面上，只有建立了国家认同，公民才会建立起统一的公民身份，感受到自己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国家认同涵盖了对国家一般领域的自豪感和具体领域的自豪感。一般领域自豪感亦被称之为爱国主义情感，主要由建设性爱国主义成分和非建设性爱国主义成分组成。[1]具体自豪感一般包含政治自豪感和文化自豪感等成分。[2]在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国家不仅是集领土、主权、人口于一体的国家共同体，而且是集组织、权力、制度于一体的国家政权系统；[3]不仅是历史命运共同体，而且是政治法律共同体。[4]因而，国家认同既包括对国家领土、历史记忆、文化传统、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的情感归属与精神依恋，即道德文化层面的认同；也包括对政权设施、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背后的政治信仰、核心价值等的认可与支持，即政治认同。归属联系、理性赞同、情感奉献是学界对国家认同进行定量研究时经常使用的操作化视角。[5]国家认同测量亦可预设一种多维度、多结构的测量模型，从价值倾向、情感确认、行为投入等维度构建。[6]国家认同还可以从主体、时间、空间以及权力等四个维度考察：主体维度——“我是谁”；时间维度——“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空间维度——国家的地理因素；权力维度——公民的态度、情感和评价。[7] 归属感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种重要资源，他们通过这种资源找到目标、身份、安全、价值和认可，使他们能够建立成人生活。心理学家将少数民族或女性青年或低社会经济地位环境中的青年归属感较弱归因于基于群体的认知和刻板印象。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获得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机会有限，导致少数民族青年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居民归属感较弱。[8]批判理论家用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主义所体现的权力关系来解释少数民族和弱势青年的弱归属感。归属性视角下的国家认同将国家视为共同的语言、文化、风俗和记忆的历史共同体。[9]共同体内的公众对于共同体所有成员共享的语言、风俗、记忆等文化要素的认同催生了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的归属感。 跨境学生穿越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体系，在与当地同龄人的日常社交活动常常会受到限制，影响着跨境学生的国家认同。由于群体歧视，与白人同龄人相比，美国少数种族青年与社会的联系水平较低。[10]在欧洲，贫困和社会排斥具有较低的公民参与、社会参与和国家归属感。[11]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性别和国家归属感之间的关联受到其他因素，特别是社会经济背景(SES)调节。[12]中国香港研究表明，中国内地青年的国家归属感最高，无论性别和SES如何。[13]陈志杰(2014)的相关研究表明，跨境经验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对于提升国家认同相当重要。[14]粤语是香港大多数人使用的、事实上的官方语言，也是大多数学校的教学媒介，这给内地的非粤语学生带来了巨大困难。[15]反之，跨境学习的港澳学生普通话水平往往有限，因此他们经常与语言斗争，难以适应内地文化，影响到国家认同。 流动性是全球化时代许多学生生活的重要基础并成为年轻人的规范文化。[16]随着人员、思想和货物迅速跨越国界，不同移民身份的学生流入大学系统。一些学者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高等教育流动性的溢出效应上。一方面，流动性塑造了世界主义，创造了新的文化身份[17]，加强了跨国认同[18]；另一方面，流动性也极有可能导致身份错位[19]，破坏领土归属[20]，加剧学校与社区隔离[21]。在过去几十年中，年轻人跨越欧洲的跨境流动得到了显著发展。Mazzoni(2018)对8个国家的青少年和年轻人的研究表明，短期和长期跨境流动增强了他们对欧洲的认同感并增加了他们对欧盟问题的参与度。[22]Marcu(2012)在对西班牙罗马尼亚年轻移民的定性研究中发现，流动性和归属感之间存在多重、混合和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因青年人的移徙状况、教育背景、就业条件以及在接收国遇到的各种障碍而不同。[23]流动性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得到了“接触说”理论的支持。该理论认为，“个体与外群体的成员接触越多，感受到的自己群体与外群体的相似性增加，从而减少对外群体的偏见，增加对自己所属群体与外群体共同组成的大群体的认同”[24]。Allport(1954)并在论述偏见的特性中提出，在特定情境下，与外群体的接触和联系将降低对外群体的偏见。[25]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与外群体的接触联系有助于降低群体偏见，提升认同的复杂性和包容性。[26]身份认同是衡量社会融入的一个重要指标，“真正意义的社会融入被认为是建立在外来人口对迁入地高度的心理认同之上，否则不能被认为融入当地社会”[27]。相关研究表明，跨境流动缩短了粤港两地居民的社会距离，提升了香港居民的“中国人”认同，但跨境流动频繁后，“中国人”认同程度转而减弱。[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