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哲学的逻辑学研究不再从古代思想中找出生硬比附西方形式逻辑的元素，而是试图发掘出中国思想自身的规则、方法及合理性。推类逻辑的研究就是这种推进的重要方向。①推类思维涉及的文本与问题非常广泛，它在汉代思想，尤其是天人感应、灾异、遣告等学说中的运用是全方位的，因此，其流弊与限度也充分地暴露出来。论者往往认为推类思维属于前现代的思维方式，与形式逻辑相比缺乏严格性。相应的，王充因其著作中对汉代某些灾异感应学说的强烈批判，被定性为具有科学思维的精神。但笔者认为他的思维范式与汉代思想的差异并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巨大，而是同样具有推类思维的特点。本文试图以王充为中心，考查其推类思维在汉代思想批判中展示出的特点与得失，以展示汉代推类思维范式的价值与限度，从而更好地理解推类思维的本质。 一、推类思维的特点及其在汉代的实践 “推类”与“类推”两个概念经常可以互换使用，本文试图对二者进行区分。“类推”一般指的是，从两个事物具有某些共同点推出它们的其它特征也相同，即“以同推同”，这其实是“推类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推类思维”作为一种中国古代典型的思维方式，可以包含但并不限于“以同推同”，更常见的方式是“以象法象”②“以类推类”。进一步定义，推类思维指的是：由A具有某特征，推出具有类似特征的B与A之间具有某种关系。 这里有四点需要解释。(1)推类思维运用的领域相当广泛，A与B并不局限于具有属性状态的实存事物，譬如行为、原则、事件、物、心、天地等都可以推类思维进行关联。(2)A与B的“特征”也不局限于实然属性，譬如行动的理由、伦理正当性、物性、情感都可以归入“特征”并以推类思维获得认识。(3)“类似”不是源自先天自明的共同属性，而是特定历史视域下人为的意义建构。“类”概念在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哲学中的实在论意义，而是可因所取而变，从而更加接近于福柯的“知识型”理论。③因此，A、B二者可以分属于完全不同的存在层面，譬如天人、概念与经验、心与物等，都可以建构起意义关联并进行推类。(4)A与B之间的“关系”，未必是指实然关系，也可以是实践之应然的指引，如效法、命令、襄赞、感通，等等。 在现代科学思维与形式逻辑看来，推类思维的上述特点显然不具有严格性，无法得出普遍必然命题或可靠知识，因此人类学往往将其归入到人类处于较蒙昧阶段的原始思维形态。④但这是典型的科学主义误解，推类思维所适用的领域是伦理、政治、法学等人文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形式逻辑的严格性当然非常重要，但并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推类思维的运用同样有其合法性且有着形式逻辑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这里扼要给出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三点说明。 第一，伦理准则与具体情境分属两个不同层面，无法通过单纯逻辑演绎得出现实情境的道德判断。⑤形式逻辑与抽象概念的演绎是在同一律和矛盾律能够彻底实现的观念世界中运作的。现实情境不存在形式的、数学式的逻辑同一性，尤其是在现代思想的唯名论大背景下，相同性与类似性都只是思维建构的一种关联方式。而在个体与他者、现实与观念、应然与实然等关系上，需要以“类似”作为根基的推类思维去建构关联。 第二，推类思维指向的目的不是单纯的论证，而是由说服通达实践。(参见何杨，2020年)它不仅要使对方认同所达到的结论(未必是通过分析演绎所获得的普遍性命题)，还要使对方能够在现实中将认同的结论真正付诸于实践。伦理学自古以来最大的困难，往往不在于能否获得何为善行的共识⑥，而在于知易行难。推动或阻碍人们实施道德实践的因素很多，不在此详论，但至少我们从古代尤其是先秦文本中，可以看到大量运用多种方法推动人克服阻碍因素，付诸实践行动的范例。(参见鞠实儿、何杨；李巍；何杨，2017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抑或是赋诗、隐喻、寓言等多种方式中，推类思维的运用无所不在。推类思维最常用的手法之一，是以对方接受的某个情境比喻另外一个情境，使其避免各种因素构成的遮蔽，自然地在类似情境下进行伦理实践。 第三，除了上述“类”字体现的类比、类似意义，“推”字的意义，如推广、推扩、推己及人等义项也非常重要。无论是情境的推广，情感与心的推扩，还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的身份置换，都是逻辑演绎所不能替代的，而必须运用推类思维。不仅如此，我们在事件中判断时，总是伴随着对事件过往所因的追溯与事件未来趋势的预测。在这种将过往置于当下视野并进入未来的生存论结构中，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把握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整体事态以进行明晰的逻辑推演。他的每次判断与实践，都必须借助在晦暗模糊情境中运用的推类思考。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确推类思维的限度与危险。灵活与不拘于严格演绎，这是推类思维的力量所在，但也因此容易陷入虚妄附会之说。推类思维的源发性目的是理解与建构、说服与实践。当它超出人伦领域，试图解释自然，力量就会减弱。当其无限扩展，试图建构起完整而严格的世界图式时，就会出现诸多问题，其弊端的典型表现是先秦阴阳家的宇宙论结构。正如司马迁评价邹衍所言，“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就会导致“其语闳大不经”(同上)。先秦阴阳家的宇宙论结构被汉儒吸收用来建构其大一统体系，推类思维的弊端也在就汉代儒学中体现出来。原本推类的诸事物之间并不追求严格对应关系的建构，而是一种情境化、去中心化的流动机锋。但严整世界图式的建构则要求在诸多事物乃至于自然与人伦、天人之间，都建立起严格的关联性，这就形成了一种固化的体系。在运用推类思维时，就会因为体系本身的僵化，导致要么虚妄淆乱(如“大九州”之说)，要么随意附会(如灾异妖祥说)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