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失衡长期累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环境透支与生态赤字等生态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由此引发了经济问题政治化、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逆全球化等诸多问题，导致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外生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这使得我国面临多风险叠加的不确定性发展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①因此，有必要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发掘并夯实自身经济发展的韧性，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在理论方面，应科学阐释中国经济韧性的内涵特征，以及经济韧性的源泉和形成，并解释中国经济韧性系统的构成因素。在实践方面，应立足中国自身发展的阶段与条件，以及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突出矛盾与全球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依据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要求，去厘清并找准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韧性的来源及提升路径，由此来夯实发展的物质基础，发挥禀赋资源、市场规模以及制度优势，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创新能力与开放水平，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与韧性的系统优化组合，实现经济稳态均衡增长与高质量发展。这是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关键，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必须着力研究与解决的新的时代课题。 一、经济韧性的内涵界定 从词源学角度看，“韧性”一词源自拉丁语“resilire”，意指系统恢复至干扰发生前状态的速度。美国生态学家Holling是较早将韧性研究引入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研究的学者，并界定了什么是“工程韧性”(engineering resilience)，即系统在受到干扰之后恢复到均衡状态或稳定状态的能力。②Reggiani首次提出经济韧性的概念，认为经济韧性是经济系统在其基本功能组织不发生灾难性变化的情况下吸收冲击的能力。自此以来，众多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经济韧性如何形成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③如Boschma、Shaw等认为，经济韧性不仅内含有应对外部短期冲击的抵御力，也包括在外部冲击后宏观经济重回长期稳定增长的恢复力。④Martin将经济韧性定义为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并保持经济产出、民众就业和社会财富的可持续增长。从四个层面解读经济韧性的内涵：一是宏观经济的抵御力，即经济体受到外部冲击后保持结构与功能运行的能力；二是经济恢复力，即经济体在保持结构和功能运行的情况下恢复到均衡状态的能力；三是再组织力，即经济体重新组织内部结构和功能的能力；四是更新力，即改变固有经济结构，构建新的经济模式的能力。⑤可见，经济韧性的形成与提升是一种不断适应外部环境的动态演化过程，每次具有异质性的外部冲击均会导致宏观经济结构产生变动，而经济韧性亦会随着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动而改变，这有利于提升宏观经济应对下一次外部冲击的能力。韩保江认为，经济韧性是描述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受到危机冲击时显现的压而不垮、百折不挠的发展能力，是其免疫力、发展潜力、制度效能、治理能力和经济竞争力的总和。⑥ 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三方面对经济韧性进行解读：首先从物理学视角出发，经济受到冲击后能够快速恢复到相对平稳，即经济系统受到冲击后的恢复能力；其次从生态学视角出发，经济系统在外部干扰下进入一个新的状态，即经济体达到一个最优状态；最后是从适应性视角出发，侧重综合系统反馈，全面分析经济韧性的动态过程。由此可见，既有研究多围绕经济韧性中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从而使对经济韧性相关概念的研究存在系统性不足与缺乏实践导向性。 目前，我国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的挑战，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增强中国经济韧性的主要目的是在化解系统风险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此我们需要对标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要求，对经济韧性内涵进行更全面系统的科学解读。综上，本文将中国经济韧性界定为：在经济风险冲击和干扰下，通过生产和发展方式的全面系统变革，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与韧性系统的优化组合，来实现经济稳态均衡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由抵御力、恢复力、创新力和再组织力所构成的能力系统。 二、经济韧性问题的不同理论解读及评析 (一)宏观经济学及其经济周期理论有关经济韧性问题的理论剖析 20世纪2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爆发，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动均衡论，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对大萧条原因解读的主流周期理论。凯恩斯主义认为，“充分就业”是一种理论上的均衡水平，实际情况中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导致就业不充分，使得产出无法达到潜在均衡水平，进而产生“非自愿失业”，这时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结合起来，认为借助宏观经济政策，社会亦有可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并依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解决长期存在的经济危机问题。与新古典综合学派不同，以罗宾逊、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分析了收入分配在经济危机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提出因收入不平等引致的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是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 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下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冲击下的金融海啸，促使不同学派的宏观经济学者开始质疑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逻辑及其政策效果，并对经济周期进行不同解读。如奥地利学派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造成大萧条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干预将造成经济结构与资本配置扭曲。货币主义则将大萧条归罪于货币政策的失灵与失误，特别是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不匹配将引发严重的经济萧条，因此只有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才能调节经济周期。卢卡斯通过对经济运行规律进行总结，构建了均衡周期理论，认为未预期的货币冲击会产生经济周期，并且只有未预期的货币冲击才会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⑦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引发国际能源供给冲击，使得宏观经济学家们开始注意供给因素在解释宏观经济不稳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于是，以批判凯恩斯主义政策“动态不一致”而闻名的Kydland和Prescott，连同Long和Plosser一起搭建了真实周期理论，他们认为货币因素不再存在，供给冲击等真实因素成为经济周期的关键成因。⑧Cole和Ohanian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进一步发现技术层面的真实冲击是解释大萧条期间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因素，认为技术冲击是导致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⑨Rotemberg和Woodford、Finn基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进一步在模型中引入信息冲击、能源冲击等其他外生冲击因素来考察推演宏观经济的波动情况。⑩对于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Christiano等基于多部门真实周期模型，实证研究发现，由信用膨胀导致的营运资本成本上升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降低能较大幅度解释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并且指出相较于技术冲击，信用膨胀能够对经济周期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