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4)02-0118-13 1928-1937年，苏联通过实施一五、二五两个五年计划建设实现了经济的超常规快速发展。苏联这一经济建设成就对1930年代中国各界民众乃至国民党当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和思想影响。在此期间，苏联经济建设信息存在一个广泛的舆论传播过程。对于1930年代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舆论传播效应，学术界迄今尚缺乏专题性研究。其中的问题在于：苏联经济建设信息在社会群体中的传播态势如何？国人在传播此种信息过程中存在怎样的视角和倾向？信息受众对此种信息产生了怎样的思想反应？本文以《大公报》资料为主，兼及《独立评论》《中苏文化》《经济学季刊》《中央日报》《俄罗斯研究》等报刊资料，对此问题作专题性研究。 一、苏联经济建设信息的群体传递 公开认可和推崇苏联经济建设成就，是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共识。这种社会共识的形成，存在一个苏联经济建设信息在各社会群体间的传递过程。苏联经济建设信息的传递群体主要包括各类访苏人士、报刊记者和编者、国民党当局官员、以《独立评论》作者群体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济学者、专业学会成员、实业界人士、文艺界人士以及其他社会人员。 在1930年代，苏联是国人往来中国与西欧间的重要陆路通道。有的人在途经苏联时下车作实地考察，有的人仅在火车上观察沿途苏联经济建设情况。他们向国内传递了大量的苏联经济建设信息，并且所传递的信息存在一个由负面向正面的转变过程。1930年代初，一些从西欧经苏联回国的人对苏联形成了人民生活困难、粮食缺乏、商业萧条的印象。韩有刚于1930年夏游览莫斯科市容时，看到面带饥容的市民排长队领取面包的情景。①李彦士和沈嗣芳于1930年8月在莫斯科观察到，市民“无不鸠形鹄面，形同乞丐”，该市商品缺乏，国营商店“并无货物，仅于橱窗内陈列物品数种，均系陈旧之货”。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校长颜文梁于1931年7月介绍他不久前途经莫斯科的观感时说：“人民穿的衣服不整洁，破得无从说起。”③这些路过苏联的人士对苏联的参观大多为自由行动。这些人之所以对苏联的印象不佳，既有此时苏联一五计划实施尚未过半、其经济成果尚不显著的因素，也有因自行游览看到了更多的苏联负面景象的因素。从1931年起，途经苏联的人传递的苏联经济建设的正面信息越来越多。1931年春，在德国留学的国民党人士萧淑宇在由中国返回德国的途中，从火车车窗看到苏联的农村和城市建设“很有一种新的精神”④。生活在南京的夏鸣读了萧淑宇的文章后，于同年6月17日在《大公报》发表文章表示：“苏俄这一种精神”说明“愈是刻苦自己，勉励自己，他的效果愈是扩大”⑤。丁文江在由美国华盛顿回国途中，于1933年8月底至10月上旬在苏联进行考察。在参观巴库油田时，他注意到苏联石油产量的增长速度是同时期其他国家所不及的。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在赴西欧途中于1934年8月下旬至11月上旬考察苏联，他感到苏联的建设和生产好于一般国家，“从建设及生财方面看，也没有问题，是在普通国家水平线之上”⑦。 一些到苏联的短期旅行者也在国内媒体上发表文章，介绍其对苏联经济建设的观感。1932年7、8月间，署名“惜梦”的人计划经苏联海参崴到东北参加抗日斗争，但被苏联海参崴当局拘捕。他看到了海参崴破坏和建设两方面的气象，介绍说：“在新旧的楼房，在开闭的店铺，在街上络绎不绝的行人的衣饰上、精神上，都充分地表现着革命后破坏与建设两面的疤痕。”⑧一位随苏炳文抗日部队退入苏联境内的陈姓人士于1933年4月16日描述说，他在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火车上经常看到很粗的大工厂烟囱冒着“插天凌云的黑烟”⑨。梅兰芳剧团成员郭建英于1935年3、4月间赴苏联演出回国后撰写的《梅剧团游俄记实——在西伯利亚途中》大量描述了苏联建设情况，他看到行驶于西伯利亚的每列火车上“都悬挂着五年计划的图表”，认为这“给予乘客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认识”。⑩ 有关媒体记者的实地采访，也向国人传递了大量直观的苏联经济建设信息。天津大公报社派曹谷冰于1931年3月至6月在苏联采访了三个多月。回国后，他将在《大公报》发表的20多篇通信、5篇《游俄印象记》，又补充了3万余字，于同年7月底辑成《苏俄视察记》一书。曹谷冰采访的地点是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安排的，在抵达莫斯科后，苏联相关部门送给他大量的参考资料和图片。之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又“派员导往各处调查”(11)。关于曹谷冰报道中的片面性，《大公报》社评有所说明：“本社记者所视察，乃限于苏联政府许可外人视察之地域与机关，而其不欲外人视察之地域与机关，则不知。”(12)天津大公报社聘请的驻苏记者陈丕士向国内传递了大量苏联工业建设信息。例如，其于1933年5月16日介绍，“苏俄四五年前，仍属农业国。现已为极发达之工业国家”(13)；1935年6月18日，其又介绍，“苏俄现一变而为工业国家”(14)。 报刊编者是当时对苏联经济建设信息最为敏感的人群。曹谷冰撰写的通讯对天津《大公报》编者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1931年6月3日和4日，该报刊登曹谷冰描述乌克兰工业建设和第聂伯河水电站的两篇通信。为此，该报于6月4日发表社评表示：“今观特派员屡次通信，不得不承认苏联建设规模之大及其进步之猛。”(15)该报编者在社评中对苏联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深信不疑。1930年12月28日该报社评称，一五计划建设促进了苏联经济发展，“五年工业化计划，著著进步。虽反对之者，亦不能不表示赞佩”(16)。1937年5月19日，该报社编辑马季廉注意到，苏联生铁产量已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17)报刊编者对苏联经济建设的推崇，促使他们在报刊上大量刊登关于苏联经济建设情况的报道，这些报道又成为当时中国舆论界苏联经济建设的重要信息源。例如，1931年1月，《大公报》密切关注当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的一五计划第三年度(1931年)计划。1月7日，该报报道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一五计划的讨论情况。(18)1月16日，该报报道了会议通过的庞大的1931年度经济计划。(19)1932年1月，苏联各大报纸公布二五计划大纲，《大公报》立即于1月28日大篇幅报道了苏联二五计划大纲的内容，并介绍说二五计划“较第一五年计划，尤为宏伟，至足耸吾人之视听也”(20)。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报《中央日报》特别关注苏联二五计划的实施情况。例如，1936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审议1935年五年计划实施情况，讨论1936年五年计划实施方案。该报于1月13日对会议情况作了长篇报道。(21)同年6月19日，该报又刊发消息介绍1936年下半年苏联二五计划建设的具体安排。(22)这些报道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读者，使人们对苏联五年计划建设成就感到震惊，看好苏联发展前景。中苏文化协会机关刊物《中苏文化》杂志刊登了大量宣传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文章，是苏联经济建设信息的重要传播源。例如，1936年6月15日该杂志发表的漆琪生的文章介绍，苏联二五计划正在以巨大规模和速度推进。(23)同年12月1日发表的钱穆的文章介绍，苏联两个五年计划“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稳固的基础”(24)。1937年8月1日发表的陈羲伯的文章介绍，苏联工业建设“确已飞腾直上，驾凌欧洲，赶上美国”(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