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历史文化根基 张国刚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研究》（京）,2023.6.4～14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45周年。改革是文明主体自觉的自我更新，开放就是对他者采取包容立场，包括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改革和开放是中华文明延绵5000多年仍保持生命活力的密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①文化强盛则国运绵长，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本文试图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内生逻辑，探讨改革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根基。 一、改革与中华文明的奠基定型 中华文明从上古时代奠基开始即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展现在连续不断的改革过程中。 司马迁《史记》“本纪”部分从《五帝本纪》记载开始，然后是《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终于《孝武本纪》。从“五帝”到“武帝”，正是中华文明的奠基定型时代。其间每一次重大历史转折，都伴随着改革。 炎帝、黄帝号称中华人文始祖，历经颛顼、帝喾、尧、舜，至于禹以及夏朝的建立，华夏文明得以呱呱坠地。从炎黄至尧舜的禅让制，到夏启立国的家族世袭，是重大的历史转折。《尚书·尧典》等显示，夏人的先祖鲧、禹，商人的先祖契，周人的先祖弃，以及皋陶、四岳等都是帝尧帝舜同时代人。拨开历史传说的迷雾，可见“五帝”时期诸古国并存，属于部落联盟性质。其中炎帝和黄帝部落结成联盟，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华夏族，因此，海内外华人自称炎黄子孙。至晚在夏启立国时，血缘关系扩展到族缘地缘关系。华夏文明的基因在一系列制度革新中得以形成，当时号称“诸夏”。② 夏商周三代的共同特征是华夏文明核心区域日益明显。尤其是西周初年的分封，不仅将姬姓宗亲和部分盟友分封到东方各地，还对黄帝以来同属华夏古国的后裔(诸夏)也加以分封，如祝(黄帝之后)、唐(尧之后)、虞与陈(舜之后)、杞(夏朝之后)、宋(商朝之后)。③尽管后者除陈、宋二国外，多数情况下是象征性的，但是华夏文明共同体意识却十分鲜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表现突出。由此，确定了包括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空间区域。“宅兹中国”的“中国”确定了。 夏商周三代文明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也有损益和变革。④殷周制度差别较大，以至王国维提出殷周变革的论断。最突出的是殷人崇鬼而周人尚德，由此而来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自然也表现出诸多差异。但无论是伊尹辅佐商汤，还是周公“制礼作乐”，都说明改革推动了夏商周不断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从管仲变法到子产改革，从李悝《法经》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浪潮前后相继、此起彼伏。但是，要想彻底结束诸侯割据、战争不断、生灵涂炭的局面，局部的改革无济于事，于是，秦国开始商鞅变法，并取得成功。 从长时段评估，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罕有其匹的重大变革。与胡服骑射乃局部战争的需求不同，也与申不害及韩非思想仅局限在统治术、帝王术层面不同，商鞅变法是全局性、总体性、系统性的改革。管仲在齐国、子产在郑国的改革，也只不过是救弊之策，对社会变革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亦无法与商鞅变法相比。 商鞅变法从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出发，改革范围涉及土地制度、农业政策，人事制度、法治措施、郡县制及其以下的基层政权建设，军事组织、武器装备以及军功爵激励机制等。变法旨在通过奖励耕战以提升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并相应建立一整套加强中央集权的体制和机制。其重要特色是，以刑法为强有力的治理工具。商鞅变法后，经过100多年的军事斗争和政治角力，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华文明从此以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开创了新纪元。但是，如何治理大一统的国家，却是一个新问题。 改革就是国家治理的探索过程。秦朝只有短短15年，继起的两汉却各有200年左右。为什么秦朝二世而亡？贾谊《过秦论》回答：“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⑤这个论断虽然略显粗糙，却指明了治国之策的改进重点，就是完成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政策转变。这其实也是早年陆贾对刘邦的忠告。 刘邦君臣对于秦亡原因的讨论，直接转化成汉初“黄老无为”的治理方策，即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减轻刑罚，历经孝惠、吕后和“文景之治”后，汉朝迅速抚平战争疮痍，出现了经济繁荣、民殷物阜的康乐局面。至此，汉朝人的历史经验总结才逐渐深邃，开始把秦制与秦政区别开来。在后世历史叙事中，秦政“刻薄寡恩”与周人“礼义仁德”形成强烈对比。汉朝继承了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却改变了秦朝“以吏为师”的治理体系，此即因袭秦制而变革秦治。简单归纳，周人尚仁德，秦人尚刑法，汉人折中调和，“黄老之道”就是这种调和的过渡形式。汉武帝时代形成“霸王道杂之”的治理体系，却以“独尊儒术”为名，旨在统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董仲舒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⑥商鞅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董仲舒则旨在教化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