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发起革命文学运动的重要的文学社团，他们的文学运作直接引发了1930年代轰轰烈烈的左翼文艺运动，从而促成了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后期创造社的人员组成相当复杂，这种复杂的人员构成使得他们所倡导的革命文学也形成了某种“色差”。黄药眠应该不属于后期创造社成员中的骨干，但他也确实融入了后期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倡导和实践之中。当革命文学倡导运动已经进入普罗文学的宣传和社会主义文学的红色鼓动之中时，黄药眠还在歌咏黄花岗烈士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带着小资产阶级的激进革命色彩。这样的文学存在可以说明，后期创造社其实存在着以黄药眠为代表的橙色革命文学，他们是橙色创造社的历史呈现。 一、创造社分期与革命文学“色差” 40年前笔者在研究革命文学社团创造社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后期创造社的一个孤独的闯入者，浑身充满着“创造气”的年轻诗人黄药眠。在《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以及《殉情的罗曼司——论创造社的文学倾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两书中，笔者对黄药眠的诗歌既保持着由衷的尊敬和喜爱，但又无法进行理论上的充分揭示，因为黄药眠在创造社团体出场的时候，创造社文学情绪的表现已经从自我的孤冷转向了革命的呐喊，情调高昂且词彩热烈，而黄药眠就显得有些落伍了。他的诗饱含着浪漫主义情绪，同时带着明清之季的落寞彷徨诗风，与感伤的象征主义甚至颓丧的唯美主义有着一定的牵扯与纠结。他的许多诗篇呼应了郭沫若的《星空》时代，在情绪色调上涂抹了郁达夫式的、再往前回溯则是黄仲则式的凄清孤冷。这似乎与“方向转换”之后的创造诗风拉开了距离，因此，在笔者那时候有点非此即彼的学术框架中难以妥帖安放，总体上对黄药眠特别有价值的创作显得有些难以措置。 当时在学术上难以措置的还有王独清、穆木天、滕固、敬隐渔等，他们都有一定的“方向转换”倾向，但同时“转换”的方向并不能与“后期创造社”保持一致，即不能走上火红色的革命道路，不能像郭沫若那样迎接“如火如荼的恐怖”，“方向转换”的步幅显得短小，速度较为缓慢，态度较为迟滞。他们在政治倾向上虽仍然加入了革命文学的倡导，但在艺术倾向上却保持前期创造社的风格，往往从个我的情绪和浪漫、唯美甚至象征的情态上表现革命情怀、歌咏革命情绪，因而被创造社中倡导火红色的文学文化革命的激进主义者视为应该“除掉”的异己。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创造社的特殊成员，都带有法国文学和文化的浓厚背景。王独清、穆木天都是法国象征派的信徒，敬隐渔留学法国并与罗曼·罗兰等法国文学家有着较深的关系，滕固、黄药眠也是从法国文学和文学理论中寻找到自认为精切感人的文化素养的。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文学倾向与创造社主流成员的日本文化背景和倾向拉开了明显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对法国象征派以及与象征主义有着密切关联的唯美主义美学有着较为深切的精神联系。虽然他们在创造社的革命化“方向转换”中同样带有一定的转向色彩，但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情绪使得他们的革命色彩显得有些迟滞，有些暗淡。如果说革命文学的象征色是红色，则这群身份独特、倾向独特、文学风格独特的创造社成员体现出的是橙红色的革命文学色彩，他们显现出来的可以说是橙色创造社的特征。 的确，这一类创造社成员都是以浪漫和唯美的情绪及其表现的意向走进了创造社的文学世界的，正如黄药眠，正是以个我隐曲的情绪表现的诗作与创造社结成了投稿关系，并且与郭沫若、王独清等建立了联系，他们的文学是真正能够体现创造社文学风格和文学倾向的时代新创。尤为可贵的是，这一类创造社文学家在“方向转换”以后，一方面以较为积极的态度参与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用自己的歌喉拥护革命，呼吁革命；另一方面依然低回在个人化的情绪表现之中，以浪漫、感伤甚至颓废的歌咏支持革命，同情革命，因而，他们所显示的革命色彩就不是创造社和太阳社所倡导的，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意义上出发的红色革命，而是带着浓厚的个人性、浪漫性甚至唯美性、象征性色彩的橙色革命，用王独清等人所歌唱的诗句表示，则是“猩红色的”革命。 因此，将创造社简单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未免有些粗糙。首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时期的创造社固然宣扬过“为艺术的艺术”及之类的个人主义、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理念，但也同样鼓动革命，宣扬革命情绪，正像郭沫若此一时段宣布过自己是一个无产阶级者，郁达夫在这一时段宣扬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和“方向转换”，并宣布那时候已经处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因此这一时期的创造社包含着并行的蓝色基因和红色基因。蓝色是大海和蓝天的颜色，是向往个人自由、向往星空的广阔和大海的博大的情绪基色。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跨着东海”营造创造社蓝色基业的时代，同时也逐渐向往着红色的革命，表现革命情绪，因此也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开启了“红色创造社”的时代。其次，一般被称为后期创造社起点的是《洪水》的创刊，而《洪水》时期的创造社主要是创造社小伙计周全平、潘汉年、叶灵凤、严良才等主事，他们在革命倾向和文学倾向上既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红色创造社有所不同，又与后来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红色创造社成员有很大距离，甚至，李初梨等与郭沫若等同样是红色创造社的骨干，他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龃龉。因此，后期创造社是一个包罗多种革命文化倾向的革命文学群体，不宜一概而论。 重要的是，“后期创造社”的说法忽略了橙色创造社的文化存在。这是这一传统说法最为粗糙的一点。 这样的粗糙的学术处理极大地忽略了黄药眠等所代表的处在较迟滞的“方向转换”途中的作者群体，这些可被称为“猩红色”的革命文学家或者橙色的革命文学家，他们维护了创造社走向革命文学的洪流。他们既忠诚于革命也忠诚于艺术，没有落伍于时代也没有超越于时代，他们是以文学的存在和艺术的姿态进入了革命的语境，他们是在革命的洪流中维护艺术、维护诗歌的一群。于是，他们在革命文学倡导趋向热烈的时候，仍然不合时宜地主张纯诗，王独清、穆木天掀起了关于“纯诗”的讨论，黄药眠这时也同样“受到法国诗人缪塞的纯诗论的影响”①。这就是他们在革命的热潮中仍然“死抱着艺术不放”的脾性和风格的体现，这样的文学倾向使得他们在革命文学潮流中的颜色有所淡化，他们的革命情绪通常都不会在如火如荼的火红色意义上展开，而是在次一色泽的橙红色色调上展开。这种橙色创造社对于体现革命文学洪流中的多层次、多色调、丰富性的革命情绪，对于体现革命文化的多元色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对于在多元色的现代革命文化和革命文学中定位创造社的文化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