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鲁迅”即日本学者竹内好(1910-1977)阐释的鲁迅，代表性文本是竹内1944年出版的专著《鲁迅》(日本评论社)。《鲁迅》出版四十年之后，到了1980年代，日本另一位鲁迅研究名家丸山升(1931-2006)在其长文《日本的鲁迅研究》中还说：“这是一本时至今日仍被称为‘竹内鲁迅’的对其后的鲁迅研究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著作。”[1](P.339)最近二十余年间，域外的鲁迅研究成果中对中国本土的鲁迅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就是这个“竹内鲁迅”。《鲁迅》已有两种中文译本，竹内的鲁迅论与其“近代论”“亚洲论”一起被众多研究者讨论，“回心”“超克”成为时髦用语，“作为方法的××”也成了模式化的命题方式。在中国知识界，竹内译介、竹内研究拓宽了东亚研究、现代思想研究、鲁迅研究的思路与视野，但另一方面，对于竹内话语，也出现了过高评价、过度阐释、过度消费的“三过”现象。所幸，近年已有研究者开始“正本清源”，客观评价竹内好。比如，2016年，孙江在其论文《在亚洲超越“近代”——一个批评性的回顾》中尖锐地指出：“在日本中国学界，除去鲁迅著作的译者和研究者身份外，竹内好称不上学者，几乎没有任何学术地位；即使作为评论家，竹内好也算不上出色，因为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他对中国的判断都悖离实际。”[2](P.166)“竹内好所谈论的亚洲，无论是作为理念的，还是作为方法的，都与亚洲无关，而他所张扬的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建立在‘他者’不在的基础上的。”[2](P.171)“当竹内好研究热兴起时，正是历史修正主义和反历史修正主义围绕战争认识博弈正炽之时，竹内好这种模棱两可的战争认识和责任认识成为‘沉默的大众’——知识分子的避风港。”[2](P.171)微信公众号“谓无名”2023年9月20日推送了这篇论文，“编者按”明言：“孙江教授力图通过对亚洲主义实像的历史把握，驱散竹内好的幽灵。”①在对“竹内鲁迅”的接受方面，类似的误读或“错位”同样存在。有研究者模仿“竹内鲁迅”(以及“丸山鲁迅”)这一概念，用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的名字命名其鲁迅论，提出了数种“某某鲁迅”。殊不知“竹内鲁迅”是突显竹内鲁迅论影响力的概念，也是将鲁迅相对化，同时将竹内好的鲁迅论相对化的概念。在我看来，所谓“某某鲁迅”，只有在鲁迅研究史或方法论的层面上才能成立，即某位研究者在鲁迅研究的某个阶段，或者运用某种方法，提出了对于鲁迅的独特认识。在主体的意义上，“某某鲁迅”不成立，不存在。鲁迅者，鲁迅也。鲁迅就在那里。无论是多么杰出的研究者，都只能走近鲁迅、理解鲁迅、发现鲁迅，而不可能与鲁迅相加，成为“某某鲁迅”。 一 那么，“竹内鲁迅”是怎样诞生的呢？换言之，竹内好为何、怎样撰写了《鲁迅》？最近，陈朝辉发表了论文《论“竹内鲁迅”的生成》，专门探讨该问题。陈朝辉在文中说：“早年竹内对鲁迅几乎无感。甚至以‘无视’一词来形容都不为过。但令人费解的是，对鲁迅如此无感的竹内却在1944年10月被征召入伍之前，突然以写遗书的心态完成了他人生中第一本专著《鲁迅》并一举成名。这不得不使人对其生成的过程及其质变的契机，抱有好奇心。”[3](P.109)陈朝辉所谓“早年竹内”指1932-1943年间的竹内好。这确实是个有意味的发现。十多年间“对鲁迅几乎无感”的竹内好怎么忽然撰写了《鲁迅》？这确实是个问题。陈朝辉从竹内好面对的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的纠葛切入，对此进行解释，结论是：“竹内的文学观是在日本文坛深陷政治与文学相纠葛的泥潭中难以自拔的大历史环境中生成的。‘竹内鲁迅’的生成过程也不例外，它貌似突兀，实则不然，其背后有竹内对政治与文学关系常年思考的结果在做支撑。”[3](P.114)这种解释充满善意，有历史依据，有启发性，但忽视了《鲁迅》背后的日本鲁迅研究历史脉络。竹内好何以写《鲁迅》？丸山升的解释更为简洁。丸山升早就指出：“竹内好的《鲁迅》一书的写作动机之一，便是对小田的《鲁迅传》的批判。”[1](P.338)确实如此。竹内好撰写《鲁迅》的直接动因是小田岳夫《鲁迅传》的刺激。如果小田岳夫不写《鲁迅传》，竹内好未必会在那个时间点上写《鲁迅》，“竹内鲁迅”也未必是现在这种形态。 小田岳夫(1900-1979)年长竹内好十岁，1922年从东京外国语学校毕业，入外务省亚洲局任职，1924-1928年被派驻杭州日本领事馆。因为热爱文学，他1930年从外务省辞职，专心从事文学创作，1936年即以短篇小说《城外》获芥川文学奖。1940年下半年，他撰写了《鲁迅传》。《鲁迅传》出版于昭和十六年(1941)三月，由序章和“清朝时代”“辛亥革命之后”“国民革命之后”三大部分(共十二章)以及附录“鲁迅著作年表”构成。小田在该书《后记》(所署写作时间为“昭和十六年早春”)中交代了写作缘起、写作方针等等。他说自己撰写《鲁迅传》有些偶然，本来是希望鲁迅的学生增田涉撰写，而增田无暇动笔，他只好自己动手。因鲁迅的生平资料匮乏，传记写作主要是依赖鲁迅作品，写作过程中曾受到中野重治《鲁迅传》的启发。写作方针则是“基于‘传记’的性质，尽力避免主观性的解释或评判，始终保持淡泊、从容的态度”。关于书中的鲁迅，他说：“觉得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将笔墨向鲁迅的‘爱国者’层面集中。不过，另一方面，如果看到鲁迅一生心中都最为炽烈地燃烧着‘爱国’之火，那么出现那种叙事倾向也许是理所当然的。鲁迅在青年时期之后，好像几乎终生都对执政者、当权者怀着憎恶与反感，我想，读者读了这本传记，容易理解那是植根于其真正的‘爱国’之情。”[4](P.315)在1940年至1941年这个时间点上突显鲁迅的“爱国”，可以做多种解释。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