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80年代，第一个80年代，围绕社会领域中改革、启蒙和现代化等等概念展开，基调是反思，强调的是应该怎么样，反思打开了诸多的写作领域；第二个80年代，有点不一样，它来源于第一个80年代，但是对第一个80年代提出了质疑，所以，这个反，不是反对的意思，而是带有更多的质疑的意味。质疑也带来反思，但是这个反思开始指向人本身。因为反思进入个人内心，所以就有了沉思的美学风格。 两个80年代，有两个80年代的美学风格。第二个80年代，后来也会以“纯文学”来进行命名。但什么是“纯文学”，也有一定的歧义。钱穆谈文学，说：“中国文学亦可称之为心学……信统性情，性则通天人，情则合内外。不仅身家国天下，与吾心皆有合，即宇宙万物，于吾心亦有合。合内外，是即通天人。言与辞，皆以达此心……言而文，则行于天下，行于后世，乃谓之文学。”①这里，关键是内外，外即事，事事物物，就是社会，这个事里也是有心的，事里见心，是好的。事里不见心，容易被社会规训，成为钱穆说的“机器人”；内就是心，是性灵，也是情感，但是心是在事里的，见心不见事，就容易虚幻，就容易个人化，这个个人就会凌驾于群体之上。内与外，不易区别，心寓于事，事见于心。但在现代，又大致引申出两种写作趋向：一是写事，写问题，也就是围绕社会展开的叙事，多用写实方法；而另一种则专注于人的内心，写生命，写自然，多有形而上的思考，叙事上，则以抽象或象征为主。如果两者各走极端，就各有各的问题。前者机械，后者虚幻。 简单一点说，写作取向上，还是有点区别，讲事的，关注社会，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学；讲心的，关注个人，可以称之为个人文学，后者，通常以“纯文学”视之。钱穆就说：“有文人，斯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之特性，在其无意于施用。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为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不复以施用撄怀，是惟庄周氏所谓无用之用，荀子讥之，谓之有天而不知有人者，庶几近之。循此乃有所谓纯文学，故纯文学作品之产生，论其渊源，实当导始于道家。”②时人所谓文学性，也一般会以这类文学为例。 当然，这只是大致的划分。讲文学史的变化，还是要从作品谈起。 一、从反思到改革 80年代，发端于伤痕文学，这一点，是为文学史家公认的。最早的是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其次有宗福先的《于无声处》(1978)，但影响最大的却是卢新华的《伤痕》(1978)。相较于《班主任》和《于无声处》，《伤痕》结构简单，但唯其简单，却也产生了力量，这个力量来自小说的政治立场和历史态度，所以费正清说：“卢新华的小说成了‘伤痕文学’的典范，这类作品描写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正直人所受的苦难，不管这类暴露文学的真正动机如何，它再次显示出它们是服务于某个政治目的：它支持彻底消除文化大革命后果的邓小平派。”③所以，文学史的评判标准，有时并不完全来自文学性。 王琼的博士论文《作为文艺思潮的“伤痕文学(1976-1984)”》对“伤痕文学”的前前后后作了较为详细的资料整理。在论文中，王琼援引了马达的回忆：“《伤痕》这篇作品不是一般地批判‘四人帮’罪行，更重要的是，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认识这场‘革命’不是什么‘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而是造成全国的大灾难，造成万千干部和人民难以弥合的苦痛，由此引出必然的、也是唯一正确的结论，就是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为慎重起见，我还是写了封信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第二天晚上，老洪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中说：‘这篇文章我看了，很好，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八月十一日，小说《伤痕》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④洪泽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上海文学变革的重要支持者，所以，80年代的文学，并不完全是知识分子单纯的个人思考，而是得到了党内改革派的支持。现在，文学史家喜欢讲文学的生产机制，包括制度，但制度是明的，暗的，却有政治人物的介入。不过，这方面资料搜寻不易，依靠的，只能是个人的点滴回忆。 “伤痕文学”征用的，是“好人受苦”这一文学原型，这一原型是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文学都习惯征用的，包括“革命文艺”。也可以说，“伤痕文学”是80年代的“诉苦文学”。80年代前期的文学，受“革命文艺”的影响颇深，有很强的社会动员力量。但是这个“诉苦”是一个颠倒，人物、主题、思想等等，都是颠倒，只有结构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所以，形式是有相对独立性的。 “伤痕文学”的主旨是退出，从“政治”(运动)中退出，回到另一种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大致如下： 首先，包括但不限于亲情(卢新华《伤痕》，1978)，比如爱情(宗璞《三生石》，1980)。50-70年代的文学也写亲情和爱情，但这个爱情和亲情必须服从于政治(宗璞《红豆》，1957)，这是那个时代的总体考量。“伤痕文学”重写亲情和爱情，目的是否定政治(运动)，真正的亲情和爱情必须通过这一否定或退出才能获得。因此，它要求重新结构一种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由亲情和爱情构成。它实际瓦解的是由所谓“阶级爱”构成的政治共同体，而经由这一瓦解，“阶级爱”这个概念实际上很难重新建立。 其次，建立在亲情和爱情基础上的，是爱，这个爱指向个人，而不是阶级。这和50-70年代不一样，50-70年代，爱是有阶级属性的，典型如报告文学《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1960)。爱成为80年代最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重新连接了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它超越政治和经济，尽管空洞，但有很强的召唤力量。而在爱的对立面，是斗争，斗争具有政治属性。政治必须区分敌我，敌我之间，正是斗争。因此，爱的描写，本身就具有了去政治化的叙事功能。经由这样的描写，亲情和爱情自然呼唤出入性和人道主义的理论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