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4)01-0173-11 伴随着新常态的到来，经济发展放缓，青年群体中流行着如“丧”“佛系”“韭菜”“躺平”及“内卷”等情感表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我们如何理解这些被感知到的、正在进行中的且不断变化着的情感？已有的对青年文化的研究多从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出发，但正如曾一果所指出的，依照该理论“抵抗/收编”的简单关系模式不足以理解中国青年中的种种文化现象。相反，我们应该在改革开放的整体语境下，结合“具体的文化脉络和社会语境”理解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1]陶东风也认为，网络流行语言“折射的是特定时期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某种人生态度、社会心理、集体情感或时代精神”，因此“需要进行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而不是抽象的心理分析”。[2] 受这些启发，本文以文化理论家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和洪仁毅(Hong Renyi)对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工作与情感研究为理论框架，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中产阶层话语及中产青年工作境况形成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试分析在当前经济环境下，面对就业危机，受高等教育青年群体中正在形成的情感表达。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这一概念，用来解释那些还未被清楚地表述出来的“新兴的”(emergent)、总是正在进行中的、活着的社会变化。尽管威廉斯并未详细展开如何定义情感结构，但他的重要贡献在于把当下(the present)视为新兴的过程，并试图理论化现时在场的“溶解流动”中的社会经验(social experiences in solution)，而非把社会经验视为已完成的过去时态。[3]在威廉斯的基础上，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进一步探讨情感作为理解“历史性当下”(history of present)的关键，如何维系和再生已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她认为，当危机成为日常，人们陷入她称之为“僵局”(impasse)的情感状态中，即新自由主义所承诺的“美好生活”无限推迟，人们只能在残酷的乐观中，不断发展新的技能，调整适应蔓延的压力，努力寻找生存模式。[4] 在中国的特定背景下，经过近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以出口和基建投资为主的经济模式在疫情后显露出危机。面对经济发展放缓的挑战，历史性当下的青年情感是什么？这些情感又与当前的社会经济结构有何关系？通过分析失业阴影下涌现的现象，比如“考公热”“从事轻体力劳动”和“被裁员后在星巴克假装上班”等，本文认为中产青年的情感投入从追求贝兰特所说的中产式美好生活(包括获得稳定体面的工作、建立异性恋家庭和实现向上社会晋升等)，重新定向到更微小的对象中。这种情感投入对象的重新定向(re-orientation)创造出“妥协式美好生活”想象，维系了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历史性当下。 一、中产阶层话语的形成与特征 扩大中产阶层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应对改革所带来的挑战的重要手段，一直是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为促进国内消费、协调社会分化问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和鼓励扩大中产阶层，旨在增加中等收入人群，建构“橄榄形社会”，以缓解社会矛盾，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家们着手开展中国社会分层的全国性社会学研究。2002年，社会学者陆学艺主编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该报告首次全面研究了当代的中国社会阶层，确定了中国社会的十个主要阶层。尽管学界对“中产阶层”的定义和具体规模没有达成共识，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确实存在中产阶层，并普遍认为中产阶层是改革时代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 对于当时正在兴起、身份尚不明确的中产阶层来说，媒体在创造和合理化中产阶层话语和身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广告、影视剧及时尚杂志中对中产阶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再现(representation)使得中产阶层的话语空间得以建立和扩张。媒介不仅是构成中产阶层身份的标志，也成为该阶层成员实现自我认知和认同的重要依据，并且与彼时方兴未艾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相契合。[7]中产阶层的话语塑造了新的中产阶层主体特征，包括受高等教育、收入中等、有经济能力消费和自我发展的特点。用人类学家安德训的话来说：“通过激励那些有抱负(aspirational)的个体，使他们遵循围绕消费行为所定义的新的中产阶层身份社会规范，中产阶层话语的构建成为政府扩大中产阶层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8]不同于常被认为缺乏文化资本的“土豪”和城市贫困阶层，中产阶层因其较高的文化资本和消费能力，成为新时期的模范公民。同时，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成为都市青年人追求的目标，也激励着其他社会群体，包括新的工人群体，仿效这一阶层。需要指出的是，中产阶层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大城市，这些地方聚集了大部分中产阶层家庭和个人。 中产阶层的身份塑造与消费密不可分。消费不仅是实现经济转型，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重要措施，也是定义和识别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要方式。中产阶层作为潜在的消费者和市场创造者，在刺激消费方面起核心作用。以购房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曾经作为公共福利分配的住房逐渐商品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扩大中产阶层的工程主要是通过鼓励购买私人住房实现的。社会学者Tomba指出，购买住房不仅仅是消费和投资形式，也被宣传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中产阶层社会地位的象征。封闭式小区提供的安保等服务使其与其他社会群体在空间上隔离，代表了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成为理想中产阶层生活的象征。[9]这种现象凸显了中产阶层对于特定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追求，进而促进了相关消费行为的发展和社会认同的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