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独立学科的基本标志,便是其自身基础理论体系的创建。对于被设立为交叉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而言,其学术共同体必须尽快构建出这一新学科的基本理论体系,方能回答支持其独立学科地位的基本问题:“域外各国之间,何以有别?区域国别,何以成学?” 理论是对现实的简化与抽象,它反映的是现象背后的普遍性与独特性的统一。具体到区域国别学来讲,它的理论既要能指出世界各国各地区整体运行的一般性规律与机理,又可解释一国在治理、发展与文明特质上之所以区别于他国的独特因素。学术史告诉我们:社会科学的理论未必总是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但它至少是一种思维训练,是专业人士对专业问题进行描述(description)、推理(deduction)和预判(prediction)乃至开方子(prescription)的智识基础;它也是一种提示和启发,能让受过专业理论训练的学生或者研究者,比未经训练的非专业人士拥有更加深刻而系统的认知水平。离开了区域国别学的专门理论和方法论训练,一个国别研究专家对目标国的了解可能还比不上侨居当地的华侨或者经常光顾的导游;但正是因为前者武装了基于大量国别经验凝练而成的专业理论和研究方法,国别专家才能在较短时间的田野调查和浩瀚的文献、数据中研判出普通人看不出的趋势。 创造一个新学科的理论是一项巨大的智识挑战,但幸运的是,我们今天能够站在多个古老学科的肩膀上,择其精华、为我所用,并融为一体。笔者认为,世界史、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成熟理论资源,可以作为我们建设自主域外知识体系的基础理论原料。 一、近现代世界殖民史与霸权转移史 霸权兴衰历来是世界史的关注重点之一,有关霸权转移以及霸权稳定的理论流派异彩纷呈。由金德尔伯格首创、罗伯特·吉尔平加以完善的霸权稳定理论和奥根斯基提出的权力转移理论,本质上都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层面出发,论述了国际关系中霸权的地位[1]。霸权体系,以及可视为其高级形式的帝国体系,是人类史上最为常见和持久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并且遵循着自然界的熵增规律,在取得成功之后难以避免地继之以衰落更替。他们如同沙滩上的城堡那样不断崛起和壮大,又在时光的冲刷下不断地坍塌。我们今天所见的各区域、各国家、各民族的面貌,无非是这个或那个霸权(帝国)体系的残垣断壁与历史遗迹而已。航海技术日渐成熟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海洋从文明绝缘体变成文明超导体,从而出现了两条霸权的接力转移路径:一条是海洋性霸权之间的更替转移,另一条是陆海复合型霸权之间的权势转移。一海一陆两条权势转移的轨迹,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可构成我们对全球各区域国别的历时性解释框架,其中的矛盾运动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图1 两种霸权转移史 海洋性霸权的政治经济模式最初发轫于中世纪后期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地中海贸易城邦。到了16世纪,其理念与制度、经验与知识、人才和资本,都因大航海而转移至葡萄牙,进而在此后的四百年里,先后转移至荷兰、英国、美国东海岸、美国西海岸,在最近半个世纪转移至东亚生产网络。而与之对应的是,欧亚大陆上多个人口体量巨大的古老民族,在学习、反抗并与前者竞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陆海复合型强国:奥斯曼土耳其、西班牙、法国、德国、俄国。这条权力转移的陆上主线不仅塑造了欧亚大陆的基本面貌,也与前者共同引领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现代性变革,并且通过对外殖民或者意识形态输出,将其权势和理念投射到亚非拉广大外围地区。在航海与殖民时代,这两类霸权都通过战争、贸易和金融手段塑造了今天亚非拉绝大部分地区充满耻辱、分裂和动荡的近现代史记忆。 对比两种霸权(帝国)的历史,从政治、法律、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来看,海洋型霸权和陆海复合型霸权都有着基因性差异,并且随着其权势中心的转移和竞争,二者之间虽有相互借鉴,但其差异仍然被顽强地保留了下来。
从法律体系及其背后的哲理来看,海洋霸权国家着眼于人类本性中的逐利本能,信奉自由主义,强调机会平等,继承了格劳修斯法哲学传统,因此,其制度安排更偏向利益的获取和分配,整个体系目的在于获得更多好处与福利。与此相对应,陆海复合型霸权国家奉行康德—黑格尔传统,更加注重国家主义立场,更强调结果平等,基于人性中的恐惧和避险本能而设计其体系的构造和运行。 从政治体制来看,海洋性霸权国家的政治过程是自下而上的,他们强调资本控制权力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主导这些国家内政外交的主要是资本力量,并且经历了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和数字科技资本的迭代进化过程。而陆海复合型霸权国家则是自上而下进行动员和控制,同时也背负着对国民更多的保护责任。因此,陆海复合型国家更加容易接受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类似的分野在经济金融体系中也有所呈现。基于个体价值本位和自由主义传统,海洋性霸权通常更重视直接融资,比如通过资本市场、股票债券市场融资,由投资者承担投资风险,金融机构仅仅是帮助资金供需双方撮合交易。而陆海复合型霸权国家则更倚重间接融资,由银行体系承担并隔绝风险。从经济循环来看,前者以外循环为主,而后者以内循环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