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持续迈进,经济合作与大国战略利益紧密交织,贸易协定作为大国地缘经济竞争的关键载体,其内容和方式开始反映出地缘经济格局的走向。在中美战略博弈的大背景下,当前亚太地区已形成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行的格局。2023年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展望》,提出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紧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实施好RCEP并适时扩大成员、推动升级。①此前,RCEP的生效已起到了进一步促进区域贸易活动的效果,特别是其“原产地累积规则”,已成功激发了区域生产网络的发展。②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加紧推动IPEF谈判。在2023年5月8日于新加坡举行的第三轮IPEF谈判发表的联合书面文件中,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M.Raimondo)和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共同表示要加快贸易、供应链、低碳经济和公平经济四个支柱的规则磋商。③5月26日,IPFE在美国底特律达成了供应链协议,就供应链风险的识别和应对进行合作,并加强供应链中关键产品多样化政策的协调。④这些政策动向表明,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RCEP之外,美国还将试图借助更加灵活的“议题联盟”合作方式塑造地区经济秩序,这将进一步刺激地区经济合作路径之间的竞争。 审视十多年来亚太经济合作格局的演变,可以清晰地发现一个特点,即亚太经济合作与大国领导权竞争、战略冲突和安全利益等非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形式多样的贸易协定是大国实现战略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大国通过贸易协定来实现战略利益的战略与政策逻辑。这就需要进一步超越以“战略竞争”和“权力转移”为中心的宏观视角,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亚太地缘经济格局变化。 一、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 既有研究对各国基于战略目的建构亚太经济合作路径的逻辑分析提出了两个经典视角,即地区经济秩序与安全秩序各自遵循内在逻辑的“界限论”,以及强调地区经济合作被大国战略竞争所塑造的“碰撞论”。 “界限论”认为,东亚地区的安全秩序和经济秩序呈现“二元格局”,经济实力和安全影响力的转化存在条件性。如果一个大国利用经济手段实现战略目标,需要其具备贸易主导优势,并且与其合作伙伴存在脆弱性经济依存关系;如果一个大国利用安全影响力实现经济利益,就需要其合作伙伴的安全担忧强烈,并且为了安全利益而在经济利益上妥协。这种权力资源转化的条件性,使得地区经济秩序和安全秩序之间存在一定的“界限”。⑤ “碰撞论”则认为,随着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遵循各自逻辑的安全秩序和经济秩序开始发生“碰撞”。⑥大国权势竞争导致战略利益更加系统地渗入地区经济合作安排,以贸易协定为主的经济合作机制也随之成为战略竞争的工具,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界限”趋向消解,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和碰撞性进一步增强。⑦ “界限论”与“碰撞论”的核心分歧,在于“经济联系”转化为“战略工具”的条件性。从本质上看,两个视角都将大国战略竞争作为理解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格局变化的一个主线,地区生产网络的发展和贸易协定的设计等皆受其影响,该逻辑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战略驱动”等经典分析路径一脉相承。⑧不过,结合研究问题和现实变化,既有研究至少在下述两个角度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其一,细化宏观的“战略驱动”分析。“界限论”和“碰撞论”都着眼于亚太地区权力结构和安全秩序,而地区经济合作安排则被视作大国竞争的手段与辅助性因素。实际上,作为地区经济合作载体的贸易协定,同样具有自身的经济逻辑和战略效应。通过转换分析的焦点,以贸易协定战略效应作为切入点,可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经济逻辑和安全逻辑相互影响的机制。 其二,剖析亚太经济合作中战略逻辑的动态变化。“界限论”和“碰撞论”等视角,主要将地区权力结构和安全格局作为基础性因素,侧重于分析大国如何形成经济领导权和吸引追随者。但是,1997年以来亚太地区各类经济合作方案的类型在不断变化,其产生战略效应的方式和条件也在相应地发生连带变化,这些变化需要在案例比较中被进一步阐述。 简言之,基于既有研究,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问题具备作为独立观察与研究对象的必要性。同时,这一角度的分析,将有助于更为深入地认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的复杂关系,并理解其动态变化的逻辑机制。 二、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方式、因素与演变 贸易与安全的联动性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经典议题,经济相互依存的“和平效应”与“赫希曼效应”是代表性视角。不过,这两个经典“中层理论”所聚焦的战略效应都指向合作者内部的关系,而弱化了贸易协定可能主要针对第三方产生影响的战略外部性。对于后者的分析,于大国战略竞争时代讨论贸易与安全的联动性问题而言愈加重要。对此,需要从基本方式、影响因素和演变机制等角度,明晰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构建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 (一)基本方式:战略稳定效应与战略外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