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3)10-0018-16 在当代江南研究中，不管从什么学科或领域出发，都会碰到同一个问题，即“江南是什么”，或者“你说的是不是江南”“你说的是哪一个江南”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就是禅宗讲的“第一义”问题，也是西方哲学讲的“本体论”问题。它不仅决定了一切知识体系的根基是否稳固，也深刻影响着全部价值判断的方向是否正确。对于江南研究也是如此，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或形成一些基本共识，江南研究就很难获得一门人文科学必备的逻辑和理性的根基。具体言之，有关江南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从地理空间、行政区划等角度展开，但它们不仅在历史上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彼此之间也相互冲突，因此仅从地理和行政的角度，很难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江南”。这是由于它们大都属于经验科学研究的范围，并由于观念、方法和视野的差异和局限，而不可能达到全部知识或真理境界。这就需要研究和建构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江南既是一个在历史上持续变化的空间范畴，也是一个在逻辑上不断生成的理论概念，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完全依赖历史研究的方法，也不能单独依赖理论研究的方法，而应把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统一起来：一方面，在混沌的历史长河中整理出若干重要的江南形态；另一方面，从这些感性的历史经验中“抽象”“蒸馏”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江南理论，由此得到可以作为人文科学研究对象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江南真实存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助于解决各种宏大叙事必然带来的“似是而非”或“无可无不可”的认识混乱，也可以超越“一谈论江南，就首先陷入什么是江南”或“我说的江南和你说的江南根本不是一回事”的怪圈。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在把江南研究真正引向历史深处和直抵其精神本质的过程中，提供一系列具有基础功能的“柱础”“踏板”和“桥梁”。 一、以江东为主体空间、以诗性文化为精神标识的古典江南 从上古至宋元时期，以南京为政治中心的江东地区为主要空间形态，以肇始于魏晋、成熟于南宋的江南诗性文化为主流精神方式，江南不仅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基本范围，也在多元一体的古代区域文化中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人文系统。这说明江南概念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和复杂的演化与建构过程。一轮轮的集聚与发散、积淀与决荡、守成与变革，必然要在历史上留下很多关于江南的版本，这是导致当今江南研究中在关于“什么是江南”这个基本问题上出现不同观点、难以达成一致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大大小小的江南”彼此无关，相反却可以说，它们不仅都是以某个特定区域为核心不断扩张或收缩的结果，在它们内部也存在着逻辑上的相关性或内在统一性。因此我们可以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把历史上的江南空间形态和逻辑上的江南理论认识结合起来。那么，如何解决“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乃至“婆说公没有理，公说婆没有理”等认识困境和理论纠葛?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基础理论工作，一方面是在江南空间形态演化中确定出具有“众星拱月”性质的核心功能区，另一方面则是在江南区域文化生成中揭示其“万变不离其宗”的文化深层结构。 从历史地理上看，江南既是一个空间范畴，也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这二者往往一体两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后者依托前者，在茫茫宇宙中最终确立了明确的地理疆界和空间形态；前者与后者相结合，在历史沧桑和洗礼中升华为“人化的自然界”。从考古学意义上良渚文化的起源开始，经过唐代天宝年间江南东道从江南道中分出这一重要节点，再到明代南直隶和清朝江南省的设立——经过一次次地理与行政区划的变化和调整，江南在空间内涵上逐渐稳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学者提出，江南“泛指长江以南，但春秋、战国、秦、汉时一般指今湖北的江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带”①，“其范围大体上先秦时为吴越，汉属扬州，六朝则称江左、江东或江表。……唐代江南道的范围也几乎包括整个长江中下游。……元以后行省的设置，更强化了这种趋向”②。笔者亦曾就此作过界定：“古代的江南往北可涵盖皖南、淮南的缘江部分，往南则可以达到今天的福建一带，往西则沿着长江以南一直延伸到四川盆地边沿。”③这是江南第一个比较成熟和稳定的空间格局，其主体形态就是三国时期的江东地区。 江东是长江以东地区的简称，古代又称“江左”“江表”。这三个概念在不同时期的所指意涵也不尽相同。杨金鼎主编的《中国文化史词典》对江东、江左、江表三个空间概念作了解释。关于江东，“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南、东北北流向，汉代以后，隋唐以前，是南北往来的主要渡口，习惯上称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三国时期，江东是孙吴的根据地，故当时又称孙吴统治下的全部地区为江东”。关于江左，“泛指长江下游的东部地区。古人在地理上以东为左，以西为右。魏禧《日录杂说》：‘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的根据地都在长江下游的东部，所以历史上也常把它们的全部统治区称为江左”。关于江表，“泛指长江以南地区。‘表’的意思是外，从中原来看，长江以南地区在长江以外，所以叫做江表”④。就此而言，关于江东地区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地理空间沿袭与演化的原因，也是不同政治势力斗争和兴替的结果。但这两种力量有一个重要的交互点，这就是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建立。孙吴政权对江东地区长达六七十年的经营，对于古典江南形态的形成与确立具有阶段性的作用和影响。 从空间演化的角度看，这与江东地区特有的“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南、东北北流向”⑤的地理特征密切相关，在以中原为主要舞台的黄河文明成为中华文明主脉，同时长江文明也获得了较高程度的发展之后，原本作为中原南下进入吴地的重要通道的江东一带，迅速成为古代中国地缘政治和军事博弈的战略要地，在地理边界上呈现出不断扩展的发展趋势。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铩羽而归，乌江亭长曾坦言：“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⑥从这条记载看，秦朝末期的江东，无论空间还是人口规模都还比较有限。到了孙吴时期，《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记载，孙策“请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⑦从这份著名的政治遗嘱中不难看出，此时的“江东六郡”在空间和人口上比秦末的“江东”均有较大扩张和增长，因此孙吴政权才认为自己具备了“与天下争衡”的实力，而不再仅仅是满足于做一个割据一方的诸侯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