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23)06-0001-10 DOI：10.12046/j.issn.1000-5285.2023.06.001 红色文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①。红色文化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道德、作风、精神等元素，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深刻地形塑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理想信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②。在这种情况下，红色文化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对诸如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当代价值等议题均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红色文化研究尚未形成特定的研究范式(paradigm)，甚至缺少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深度的理论阐释——红色文化研究在研究方法、理论模式、概念体系等方面尚未完成自身建构，“学理性的宏观论述尚有不足”④。从总体上来看，现有的红色文化研究表现出相当明显的类聚性⑤：宏观研究往往流于同质重复，微观研究则往往流于自说自话，未能形成共性解读，缺乏理论高度⑥。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引入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或概念，实现红色文化研究与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相衔接，从总体上建构红色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就此而言，红色文化首先属于文化学(culturology)的范畴——魏本权和张珊等学者均就建构“红色文化学”开展过讨论⑦，背后即暗含着这种学术预设。本文拟借用文化学领域的重要概念或理论，从红色文化的本质属性、生成逻辑和传播路径等三个维度出发，揭橥“国家记忆”“文化合成”和“传统发明”等三个关键词，以期构建红色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将红色文化研究推向深入⑧。 一、国家记忆：红色文化的本质属性 作为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文化形态，红色文化当然有许多自身的特征。比如，周宿峰认为红色文化的特征包括政治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阶级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民族性和开放性的统一⑨。但是作者并没有指出，在这些特征中哪些(个)特征是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能够体现红色文化的本质属性。回顾既有研究可以看出，学界长期以来对此充满争论。比如，徐光寿指出，先进性是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⑩。李强则从“文化是人的活动及其成果”的概念出发，提出红色文化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其成果，所以“红色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这个群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实践中所创造的由一系列思想、观念、价值、精神、行为构成的特殊文化形态”(11)。张曙光创新性地从“红色文明”视角讨论红色文化的本质，但是又分别从历史根源、主要内容、文化基因、发展程度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最终反而消解了对红色文化本质属性的理解(12)。从总体上看，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上升到红色文化的“本质属性”，则似乎仍有待点破。实际上，正如论者所注意到的，红色文化研究首先要厘清红色文化的概念，从回答“红色文化是什么”上升到回答“红色文化本质上是什么”。(13)学界有关“红色文化是什么”问题的争论，也表明有关“红色文化本质上是什么”的问题仍不明确。 本质属性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最根本的属性，是对该事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有属性。红色文化的本质属性就是决定红色文化之为“红色文化”的特有属性。从学理上说，红色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因此，红色文化的本质属性就是一种政党记忆，一种专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记忆。正如陈晋所说，“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标识”，背后承载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品格，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14)。然而，仅仅把红色文化视为一种政党记忆，既容易降格其研究价值，又容易窄化其传播范围。在理解红色文化的本质属性方面，中央电视台一档名为《国家记忆》的节目提供了启示。2016年10月3日，中国第一档国史电视节目——《国家记忆》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播出。该节目将“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作为宗旨，以时间为主轴、以专题为枝干、以人物为灵魂，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和辉煌成就(15)，以期通过互联网形成求真求实、知史爱国的舆论场域，筑牢风清气正的主流电视媒体宣教阵地，进而充分发挥电视媒体以真实影像记录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独特优势和责任担当。受到这种主旋律电视节目的启发，本文认为作为一种政党记忆的红色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国家记忆。做出这种判断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内在性、根本性和核心性。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6)所以，尽管“政党记忆”和“国家记忆”的主体不同，但是就当代中国而言则是一体两面、合二为一，高度统一的。 当政党记忆上升为国家记忆，意味着这种记忆被“国家化”了，即记忆的主体变成为“国家”——把“国家”和“记忆”联结在一起，同时也意味着“国家”是一种集体性、象征性和功能性的存在(17)。就此而言，国家记忆是一种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和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中，最早提出“集体记忆”概念。哈布瓦赫指出，回忆具有社会性，即使属于个人的回忆也是存在于社会性之上的。换句话说，记忆产生于集体又缔造了集体；个人记忆属于集体记忆，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产生的；不存在外在于集体记忆的纯粹个人记忆。因此，集体记忆就是“一个社会特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是“群体或现代社会共享、传承和建构了集体记忆”(18)。根据这个定义可知，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的意义、文化、价值、经验的集合，国家记忆也是一种集体记忆。陈言在分析国家记忆的建构时指出：“如果某一集团通过国家权力等手段，将本集团的记忆扩展到国家范围，这个集体记忆就变成了国家记忆。反之亦然，如果国家通过权力手段将集体记忆加以记录、创造，其中包括虚构和想象，那么集体记忆就被生成为国家记忆。”(19)这种论述揭示了“国家记忆”同“集体记忆”(“政党记忆”也是一种“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有所不同的是，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以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凝结而成的文化，早已内化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这就意味着，与陈言所论“通过国家权力手段将集体记忆加以记录、创造，其中包括虚构和想象”不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20)，因此，红色文化之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一种历史的必然(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