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时代动荡不已、历史焦躁不安、民主深受威胁、正义受到践踏、政治前景暗淡时，种种弥赛亚主义就会登堂入室。苏联、东欧剧变后，人类再次面临着历史抉择。历史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众说纷纭。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确信社会主义道路曲折向前，最终通向共产主义，而洋洋得意的自由主义者们高呼共产主义历史终结，自由资本主义凯旋，政治马克思主义寿终正寝。面对左右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读解，德里达对时代、历史和世界作了解构主义解读，断然拒斥“历史终结论”，揭露当今世界上现实存在的种种苦难而否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所标榜的“盛世福音”，倡导“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①，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人们热衷谈论德里达“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但这种弥赛亚何以“没有弥赛亚主义”却是一个需要继续追问的重要问题。德里达这种弥赛亚，并非宗教意义上的，也非本雅明意义上的，而是解构主义的，是在所谓“历史终结”后来探讨历史可能性的一种激进方式。本文拟从德里达关于“时代”“正义”“弥赛亚”这三者的理论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来论述这个问题。因为何种时代引发何种事件，何种事件急需何种正义，何种正义期待何种弥赛亚。“无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实质上就是德里达坚持其解构主义立场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新福音论进行批判，揭露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理念和经济自由思想的巨大缺陷，并对宗教弥赛亚主义、对某种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作出理论回应。 一、何种时代? 解构主义所处的时代不是哈姆雷特实施复仇的那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不是“神圣同盟”出于恐慌而驱逐共产主义幽灵的时代，也不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军事团体对决的时代，也不是反封建反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时代，而是冷战后世界霸权借助高科技给人类带来新苦难的时代，而并非资本主义自由民主高歌猛进的新福音时代。 德里达重申其一贯的反霸权立场，无论是世界政治霸权还是国际经济霸权。德里达发现，20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种世界性霸权，世界上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关于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话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关于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话语，通常以狂热、兴奋和迷惑的口吻宣称：马克思已死，共产主义已亡，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已随之灰飞烟灭，资本主义万岁，市场万岁，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幸甚!②针对这种历史终结论的狂欢、自信和自欺，德里达揭露这个独断论式的霸权否认并掩盖了一个事实：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世界所有古老的模式在世界上一片黑暗，它们在威胁人类同时也受到人类的威胁。 面对一个脱节的时代、一个乱了套的时代，直面一个糟糕的世界、一个暗淡的世界，经历一段不合时宜的历史、一段磨损无序的历史，人们怎么能执着于一方面冷静轻率地歌颂资本主义或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歌颂“作为人类政体之终点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歌颂“社会阶级问题的结束”③，另一方面又狂热地愤世嫉俗地宣称人的尊严已在任何时刻任何地方得到了相互承认?德里达在此对科热夫和黑格尔那种乐观主义的批评是显而易见的。 世界图景依然黯淡无光，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内外交困，人类命运依然悲惨凄苦。德里达看到，在国内，议会形式的自由民主制在世界上愈来愈处于少数和孤立的境地，并在西方民主国家愈来愈多地发生功能障碍。不仅大量的社会经济机制扭曲了选举代表或议会生活，而且技术-电视-媒体设备、信息和通信的新节奏、新速度、新结构已经从根本上打乱了西方代议制在公共空间中的运作。媒体不仅剥夺了政治人物从政党、议会等旧的政治空间中获得的合法权力，还迫使政治人物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演员、傀儡。在国际上，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战争、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释放、种族对抗、文化和宗教冲突，都在撕裂民主欧洲和当今世界。德里达列举了下述“新世界秩序”(nouvel ordre mondial)的十大伤口又使得这幅内外交困而破败不堪的图景变得更加暗淡，从而揭露了自由民主或社会民主的资本主义的欣喜之最盲目和谵妄的幻觉实质，甚至揭露了自由资本主义之正式的或法律主义的人权修辞具有的越来越明目张胆的虚伪实质。 这十大伤口依次是：新市场、新技术、新的全球竞争力产生了一个新的失业时代；大量流亡者、无国籍人士被驱逐出境，大量无家可归的公民被排除在国家的民主生活之外；欧共体各国之间、欧共体国家与东欧国家之间、欧洲和美国之间，以及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之间发生的无情的经济战争，使得国际法不能有效地发挥正当作用；贸易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把控自由市场的概念、规范和现实中的矛盾；外债的增加和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全世界大部分人口陷于生存危机，影响了受制于西方民主和人权话语的许多地缘政治的波动；军火工业和贸易超过毒品贩卖而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核武器的扩散越来越不受控制；被一种共同体、民族-国家、主权、边界、土壤和血缘的原始概念幻想所指导的族裔间的战争正在成倍增加；世界上无处不在的、无孔不入的超效力的资本主义幽灵国家不仅入侵了社会经济组织和资本的普遍流通，也入侵了国家机构和国家间的机构；国际法及其机构尽管较为完善并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但其规范、章程和使命仍受制于某些欧洲哲学概念，特别是国家或民族主权概念，而且其具体实施仍然主要由那些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技术经济和军事力量来主导并实施霸权。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