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42.9；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3)-05-0034-13 20世纪20年代，数以万计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新知识女性为寻求自我解放，投身国民革命。革命政权向她们敞开职业大门，为“娜拉”走后摆脱“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①的困局、实现自我发展，提供了社会空间。在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新知识女性自觉突破“五四”个人解放话语，由争取女性经济独立、婚姻自主，走向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并在变革社会政治同时，提出了变革主体自身的要求。她们从追求个人幸福、自我解放，到甘愿为大众的幸福而牺牲自我，为与工农结合为一个更大的战斗集体而不惮于批判自我、改造自我，代表的是更广大的新知识青年群体革命化的过程，反映出“五四”新青年对于新生活、新社会、新人格的不懈求索。考察这一过程，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国革命动力的产生、革命队伍的集结和革命主体的形成。 关于新青年的革命化，有以下三种论述产生过较大影响。一是“救亡压倒启蒙”说。该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以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启蒙实现社会进步，但其目标所指仍是国家政治，最终在国家利益和人民疾苦面前，政治救亡主题全面压倒了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的启蒙主题。个体的我在革命中是渺小的，它消失了。②二是对20世纪20年代青年“烦闷”议题的探讨。有学者指出，“烦闷”的本质是传统秩序解体时代青年对于“意义”的苦闷，“主义”提供了一套意义系统和解释框架，将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合为一体，在政治中解决了人生问题。“主义”不仅关乎救亡，还重构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意义感和世界理解，同时造成了“私人领域的政治化”现象。③三是女性主义论述。一些研究指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妇女解放的走向之一，是对独立自由的女性意识的追求，最终为民族解放和国家政治目标所覆盖④。这是一个“从风起云涌的高潮跌到低谷，乃至受政治拨弄的历史变化过程”，一个从“女性解放”渐渐“走进国家”的过程⑤。 以上论述各有侧重，但都指向一个问题，即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国族、政治对于个体权利、欲望，乃至价值和创造力的“压抑”，并引发了关于后革命时代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及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国族、政治关系的思考⑥。本文将继续讨论这一关乎中国现代性展开的重要问题，以20世纪20年代新知识女性从追求自我解放到投身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转向为中心，探讨新青年革命化的历史逻辑，重视历史语境与个体的身心经验，关注她们在实践中的困境、磨砺和主体成长。新知识女性的实践表明，中国革命历史时期的救亡和启蒙、政治和个人、国族和女性等范畴，并非当代个人主义话语理解下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五四”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新文化运动打造一个真诚勇毅、尊重个体、有感通能力、能自度度人的“新青年”群体，作为改造中国的历史主体，同时开启了建立中国现代个体和现代国家的议题。新知识女性自觉投身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革命运动，经受磨砺、考验，实现自我成长，代表了一种面向政治和现实开放、不断吸纳外部经验以形成更大“自我”的主体实践。研究她们的生命实践，有助于超越个人主义和身份、性别政治，基于中国实际经验，思考个体和国族、政治之间的张力关系，进而去想象和践行一种抱诚守真、刚健不挠、有反思能力、能不断突破自我本位的经验和认识，以及向广阔人类世界开放的现代“自我”。 一、参加革命与解放“自我” 20世纪20年代参加国民革命的知识女性，多接受过中等程度的新式教育。她们离家出走的动机主要是逃避包办婚姻。北伐时期曾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的黄慕兰，出身湖南浏阳一个开明士绅家庭，父亲是谭嗣同的同窗好友。黄慕兰自幼没有缠足，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可与父亲平等讨论问题。她说：“如果家庭给我包办的婚姻称心如意，我就不可能那么坚决地走出家庭参加革命，而且又适逢其会地立即投身迎接北伐的大革命高潮中。”当时的知识女性，“大半是为了反对包办婚姻的封建压迫而走出家庭投身革命的，这是那个时代的潮流。”⑦以《从军日记》闻名的女作家谢冰莹同样如此。鼓动她当兵的二哥对她说：“这是唯一解放你自己的路，只有参加革命，婚姻问题和你未来的出路问题，才有办法。”她说：“我相信，那时女同学去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想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和找寻自己的出路的；可是等到穿上军服，拿着枪杆，思想又不同了，那时谁不以完成国民革命，建立富强的中国的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呢？”⑧ 逃避包办婚姻，并不等同于追求自由恋爱或创造基于情感体验的幸福生活。尽管确有一些新女性因追求自由恋爱而进入小家庭生活，但还有一些女性力图冲破家庭生活的狭窄空间，在更开阔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塑造新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品质。对于后者而言，爱情的吸引力诚然强烈，却不值得因沉溺其中而牺牲前途。谢冰莹在长沙第一女子师范读书时，“生平第一次遇到有一个异性的影子”闯进脑海，盘旋不去，这种感情带给她强烈的痛苦。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牺牲我的前途，我不能毁灭我的生命，努力挣扎吧!从苦海中救出自己!……不要忘记了你是个非凡的女性，不要忘记为求学而自杀的苦心。继续奋斗呵，你应该做个社会上有用的人。”⑨谢冰莹努力拒斥的是基于情感结合的新式家庭，在尚不具备独立经济能力的时候，这会让她失去独立的社会生活，陷入逃离大家庭之后的又一重束缚。 正当谢冰莹苦闷挣扎之时，北伐战争的号角声传到了湖南。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随即成立。学校首开先河招收女兵，这是中国妇女解放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谢冰莹得到这一消息后，与200多名青年男女踏上长沙开往武昌的列车，对婚姻和爱情的苦闷得到了暂时的解脱。她描述投考军校途中的情景：50多名女同学挤在一节货运车厢里，齐声唱起歌，男同学听到也接着唱起来，歌声此起彼伏，“每个人都像疯了似的在狂笑，在高歌，在跳跃……”一位女生在反对军校复试的运动中说：“我们脱离了家庭来献身革命，目的是在救出痛苦的民众和痛苦的自己……政府既然把男女一同看待，使我们也有效命国家民众的机会，那是我们妇女的幸福，人类的光明。”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