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23)06-0079-14 外交代表是国与国之间开展外交活动的核心角色，“不仅要向本国政府负责，还要向驻在国政府负责，发挥纽带作用”。①新中国“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②。就外交人员而言，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且大多数国家不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下，经过长期革命洗礼的将军无疑成为驻外大使的首选。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转战云谲波诡的外交舞台，“将军大使”以其政治忠诚、顾全大局的立场与风格，出色地完成了在外交战线的历史任务，成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重要奠基者。由既有研究观之，目前学界对该群体的考察尚付阙如，有学者梳理了首批“将军大使”自派出至卸任的过程，③但多流于主导性事件的陈述，忽视了大使驻外实践的全面性，尤其对驻外使馆内部的管理与建设等鲜有论及，在史料运用上也存在不足。部分研究对驻外使团的构成及夫人外交等略有涉及，④但总体上仍缺乏对这一群体更为深入的考察。鉴于此，本文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首批驻外人员回忆录和纪念文集等资料为主，系统爬梳首批驻外大使队伍的组建与培训历程，重点考察其驻外实践，以期另面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实况，为进一步探察新中国外交提供一个独特视角。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队伍的组建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选派是在国内外多重背景下展开的。新生人民政权建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与此同时，苏联和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相继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批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谈判后陆续同新中国建交，并提出希望能够互派大使。根据“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新中国欲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表现在外交干部的任用上，即“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须‘另起炉灶’，创建新型的外交队伍”⑤。而此时新生人民政权初建，外交人才匮乏，外交工作虽有经验，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⑥尤其在外交干部的选拔与培养上仍然存在困难，派驻大使工作迟迟无法开展。在此情势下，尽快组建一支政治立场坚定、各方面素质较强的驻外大使队伍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工作的迫切任务。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是由中共中央直接任命的。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最先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罗申为首任驻华大使，中国则任命王稼祥为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⑦，这是新中国派出的首位驻外大使。随着其他国家陆续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外交干部匮乏的情况日益凸显。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及实际情形，周恩来向中央建议从原中央外事组干部、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的干部、各大军区和各大行政区领导骨干、青年大学生等群体中抽调部分人员组成外交干部队伍。在人员数量与比例上，“以从解放军部队来的干部为主体”⑧。在选拔条件上，中央并未制定严格明晰的标准，但由1949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给中共华南(分)局组织部关于外交人员选派条件的电报可见，外交部选派的大使、公使、领事人员要满足的条件是：政治上忠实可靠；有相当丰富知识，能懂外国语更好；谨慎周详，能坚决执行政策，服从领导；师团级以上干部等。⑨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向各地方及解放军各部队下达指示。随后，一批将军、省市领导干部陆续从全国各地来北京接受培训，并在培训结束后形成了由袁仲贤、耿飚、王幼平、谭希林、彭明治、姚仲明、王任叔、黄镇、吉雅泰、倪志亮、曹祥仁、冯铉、姬鹏飞、韩念龙等组成的首批驻外大使队伍(包括已赴苏联的王稼祥)。⑩当时虽尚未实行军衔制，但该队伍中多数成员都是来自部队征调的高级干部，故后多被称为“将军大使”。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队伍的组建确有中共中央特殊的考量。其一，注重政治素质和纪律性。人民军队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基地，毛泽东在1949年初就指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善于处理外交事务”。(11)以军队干部为驻外大使队伍的主体，不仅在于其政治立场坚定，“不会跑掉”(12)，而且能够将“长期积累起来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战略思想及经验运用于外交斗争的实践之中，同时把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到外交队伍中生根”，如同一支“文装解放军”(13)。其二，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是一场“文仗”，驻外大使的知识背景与文化素养是中共中央在选拔时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一点来看，首批驻外大使队伍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例如，王稼祥早年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通晓俄文和英文；吉雅泰曾就读于苏联东方大学，通晓俄文和蒙文；袁仲贤、倪志亮与谭希林均为黄埔军校毕业生，曾分别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第四期步科、第五期工兵科学习；耿飚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等等。其三，中共中央在任命时往往考虑到这些干部与建交国家之间的渊源。如王稼祥曾有共产国际的工作经历，对苏联情况比较熟悉。黄镇、耿飚、姚仲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参加过与美国、国民党军调处的谈判，具有一定的外交经验。吉雅泰虽非将军出身，但曾任中共内蒙古分局宣传部部长，是蒙古族共产党员，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生活数年，对蒙古相对了解。王任叔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人民反抗斗争，在其政界特别是在华侨中享有较高的声望。新中国成立后，印尼总统苏加诺主动提出希望由王任叔担任新中国驻印尼大使。由此可见，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组建是中共中央对政治时局、意识形态、组织建设及干部个人情况等多方考量的结果。(14)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培训与指导 从此次任命来看，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主要来源于军队，且基本由中共中央直接任命，其中除部分大使有留学及驻外工作经历外，其他大都对外交知识与外交礼仪等不甚熟知。在此情况下，为使“将军大使”尽快从军事领域转移到外交领域，深入了解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熟悉基本外交知识与外交礼仪，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在其出国前与派驻过程中都进行了专门的培训与指导。 (一)外交部专门开设学习班对赴任前的“将军大使”进行集中培训 1950年初，一批赴任前的“将军大使”齐聚外交部老礼堂接受培训。此次培训学习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主持，“除大使外，还有准备任命为参赞、秘书等具有外交官身份的同志，都参加了学习”。(15)为提升大使的外交知识水平，学习班邀请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著名法学教授何思敬、王铁崖、周鲠生等有关专家为大使讲授外交史、国际法、外交特权及外交文书等知识。为此，学习班专门“举办文书格式展览会，展出了照会、国书、会谈纪要……各式各样的文件”。(16)在外交礼仪方面，请胡济邦、阎宝航等老外交工作者向大使讲解了外交礼节的相关知识。同时，邀请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及匈牙利驻华大使爱夫朗可等分别介绍本国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由毛岸英讲述其在苏联的所见所闻。(17)学习班培训结束后，部分大使赴外交部有关司参加了进一步的实习：黄镇、王幼平、彭明治、谭希林等到苏联东欧司；姚仲明、袁仲贤、韩念龙、吉雅泰等到亚洲司；姬鹏飞、耿飚到欧非司。(18)值得一提的是，学习班期间，周恩来还专门派邓颖超为大使夫人做思想工作。邓颖超说，周恩来派她来告诉大家，在外交战线上，“男女同工同酬，同工同名”，外交工作“与过去的工作、斗争完全不同，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完成任务”。同时，邓颖超强调女性在外交方面具有的先天优势，“做好这一工作对国家有利”。(19)通过此次培训，“将军大使”们深入领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初步掌握了各种外交业务知识和技能，为全身心投入新中国外交事业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