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3.06.002 保障粮食供应是军队和政权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是维系苏区发展和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红军假若没有足够的粮食，就不能成为强有力的红军，因为没有粮食，军队就不能自由行动，不能维持军队人员的生存。”①关于川陕苏区的粮食供应问题，学界现有著述已就粮食征收机构建设、粮食征收工作开展情况，如发展生产、公粮征收、粮食运输、粮食加工、粮食储存、粮食调剂等基本史实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和探讨。②尽管已有学者注意到川陕苏区的粮食供应问题，但其研究依旧停留在较为浅表的史实描述维度，缺乏深层次的动态分析与研究。③对于粮食供应在整个川陕苏区建立、存续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与其他要素之间的互相关系，粮食供应工作的内容、效果，以及其在不同烈度的反“围剿”战争状态下的曲变与运行实态等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化和加强。本文拟就川陕苏区粮食供应的实践、演变、困境等运行实态作进一步分析，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红军入川之初的粮食供应问题及其应对 鄂豫皖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的军事行动长期为粮食供应问题所限制。至1932年秋，苏区粮食已异常困难，红军及伤病号、群众皆在饥谨状态。在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和粮食供应极度紧张所造成的双重危机中，红四方面军不得不离开原有的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的重重围追堵截，机动灵活地实行战略转移，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决定轻装简行。“我们要求全军人员，将平日行军随身携带的干粮袋子，装足三天的用粮，缺乏子弹或破旧的枪炮，伤病的马匹等，都须抛弃，一批受伤干部，也加以遣散……这样，我们的队伍就轻便得多，作战行军，两得其便。”④红四方面军在长途转战过程中，不得不持续应对后勤供给不足、粮食严重匮乏等问题。“艰苦的长途行军，加上饥饿和严寒的折磨，部队中伤病员日渐增多”，“我们的指战员连日来奔波转战，穿的是单衣，吃的是萝卜、土豆和红薯，冷坏了，也饿极了”。⑤ 寻求稳固的立足之地，让部队得到休养并迅速补充军需物资，成为红四方面军亟待解决的问题。红军到达陕南后，旋即召开小河口会议，决定在西乡、石泉、紫阳等地开辟革命根据地。但这一决定很快便在陕南脆弱的后勤供给能力束缚下无疾而终。“我们要在陕南地区找寻立足之地，但旋即失望了。”⑥扎根陕南不仅意味着要随时应对胡宗南、萧之楚、孙蔚如等部的封锁和“围剿”，而且还需要考虑陕南能否满足红军庞大的军需补给，显然陕南并不具备有效解决红军急需的各种后勤物资的基本条件。红军抵达西乡等地后发现，“前几年连年的旱灾、匪灾，已经闹得农村经济到了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⑦。同时，部队急需的冬衣也无法在陕南得到妥善解决。当地人民平素布料已经不足，自无力供给军用。而重要城镇既为敌军所占，也无法从外地补充。此外，国民党军胡宗南、萧之楚等部也试图“截断我们的出路，使我们没有粮食，然后以强大的火力，歼灭我们”⑧。由于陕南连续五年自然灾害不断、粮食歉收，部队军需补给十分困难，加之外部环境恶劣，此地并不具备建立苏区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红军不得不重新考虑在其他区域创建新的苏区。未久，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根据在陕南西乡了解到的川北情况和国民党报刊所登载的有关信息，认为川北军阀混战、防务空虚，有利于游击作战，条件较陕南更为有利，遂将视野转向川北。“听方面军领导同志说：川北比陕南的地势更险要，物产更丰富，回旋地区更广阔；而且四川军阀林立，目前正在川西一带混战，川北的防守十分空虚，正是我军入川的大好机会。”1932年12月15日，红四方面军在陕南西乡县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提出了“我们到四川去，帮助四川人民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建议。⑨此时，西乡人民的支援则为红军翻过大巴山、顺利抵达川北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当地的人民群众听说我军要翻越巴山，虽流露出恋恋不舍的惋惜之情，仍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便条件，使我们很快备好了两双草鞋、四斤干粮、四斤稻草。”⑩ 红四方面军抵达川北后，仍受到粮食问题的困扰。“红军从鄂豫皖千里转战来到川北，立足刚稳，吃、穿、用都存在着极大的困难……粮食，就是一个十分难解决的大问题。”(11)造成红军入川之初粮食匮乏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川北部分山区粮食产量低，百姓饱受封建军阀和地主的剥削压迫，家无存粮，自身都达不到够吃的水平。川北的通江、南江等地虽矿产、农业特产等资源丰富，但“境内大山绵亘、峰峦起伏，多幽崖荒谷”(12)，属土地脊薄的穷山区，水田少、旱田多。而且当时绝大多数男子抽大烟，好地主要是种鸦片，种粮食的大多是次地。适合耕种粮食的次地也有相当部分属于高山区，农业依旧停留在刀耕火种阶段。粗糙的耕作方式导致苏区农作物产量极低，“高山区一般亩产100多斤，中低山区一般亩产200多斤”(13)。在红军入川前，农民所获粮食主要用于缴纳赋税、捐款和支付地租等，农民少有存粮。田颂尧、刘存厚等军阀在防区内“肆意征取，有一年而征数年之粮，有一月而收一年之税”(14)。“实物地租有对半分，倒四六(地主六成，客户四成)，定额租。其它还有农忙到富绅家红白喜事时的帮忙式的劳役剥削”，农民不得不忍受高利贷剥削，“谷利一般为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15)因此，这一时期川北“老百姓穷得很，每年除了过春节三天能吃点白米饭，其余就是糠菜半年粮”(16)。“川陕苏区的生产很是丰富。但是，过去在国民军阀统治之下，我们穷人无地，向发财人佃的(几)背(田)或是几块地，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做出的粮食和副产物，大半都被发财人剥削去了。另一方面还要交纳苛捐杂税，还粮、更款，结果仍是两手空空，受饿受冻，过的是牛马生活!”(17)不难看出，红军入川之初，川北农民普遍生活困苦，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红军较难从贫苦百姓当中获得充足且稳定的粮食补给。 其二，1932年四川全川遭受旱灾，粮食产量锐减，农村饥民遍地，红军不仅难以从苏区百姓中得到补给，而且要应对苏区和赤白交界地带的大量贫苦农民急需红军救济这一问题。敌军报纸就曾报道，达县“有粮一斗之田产，遇年岁丰登，能谷约20石之谱。……计算所得，幸得入付两抵无余”(18)。在经济条件较好的达县，田地较多的农民丰年尚能做到收支相抵；如遇灾年，通南巴等地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就只能“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据史料所载：“在赤、白界地，许多穷人都一批批跑到赤区来，都穿得褴缕不堪，勾子(笔者注：四川方言，意为屁股)都在外面。军阀逼款、逼粮，逼得穷人没粮食过年，猪、牛、鸡、鸭都被田匪杀了吃了，穷人没穿没吃、穷人到处喊天喊地的哭。”(19)为应对危机，红军也不断调拨军粮救济难以度日的贫苦农民。另据时人回忆，1933年红军初到旺苍之时也曾“开仓放粮，救济过难以度日的贫苦农民，放粮约三万斤以上”(20)。红军还对被国民党军掠夺了粮食的贫苦农民予以救助，“在中午的时候经红军运来几大驮子衣服等东西”，“全分给这些穷苦老百姓”，还“把粮仓打开给这些人分了些口粮，这是红军给群众的好处”。(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