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人间》是毕飞宇距《推拿》出版十五年之后发表的长篇小说。时间也许不能说明问题，但读过它之后，我相信这十五年漫长的时间对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就在于毕飞宇对长篇小说创作新的理解和认知，对小说叙述方式的反复考量、比较后的坚定和自信。《欢迎来到人间》的丰富性，可以有多种解读和评论的角度，但在我看来，最值得关注的是小说的叙述。按通常的理解，这是一个“全知视角”或“上帝视角”的叙述。作者无处不在，对一切都一目了然一览无余。这种叙事视角曾遭到了长时期的清算和批评，然后被彻底抛弃了。但我要强调的是，《欢迎来到人间》不是传统的“上帝视角”，不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全能”叙述。 一 讲述者的“王国” 毕飞宇和传统叙述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中国的古代小说、特别是明清白话小说，只是讲故事，多为世情风情，“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恫心戳目”(笑花主人《古今小说序》)。写男欢女爱家长里短，而且到关节处多是“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的卖关子吊胃口。为的是勾栏瓦舍的“引车卖浆者流”下次还来，说到底是一个“生意”。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叙事里，有一种难以掩饰的“逢迎”——对读者或听众的逢迎。这里隐含的诉求并不难理解：读者和听众有预期的阅读或听觉接受的期待，作者或“说书人”另有关于利益的诉求和期待。因此，“逢迎”作为叙述策略是与作者和讲述者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在那个时代，这种“逢迎”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和读者/听众的一种互惠关系。这是明中期以后古代白话小说的基本形态。因此，小说四部不列，被称作“稗史”，也就是“正史之余”的小说观念被普遍接受，不少作者更是直接标识以“稗史”“野史”“逸史”“外史”等，表明小说的史余身份或正史未备的另一类型。所谓新世情小说，就是超越了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等陈陈相因的写作模式，而是在呈现摹写人情世态的同时，更将人物命运沉浮不定，融汇于时代的风云际会和社会变革之中。它既是小说，也是“大说”，既是正史之余，也是正史之佐证。这是这一脉小说的发展变化。 进入现代之后，小说叙述方式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大概是最为激烈的。西方小说观念、理论和技法的“东渐”，几乎彻底改变了小说叙述的面貌。这种巨大的变革发生在1980年代，“现代派”小说和“先锋文学”实现了这个巨大变革。这一变革的历史性贡献已经写进了当代文学史。但是，读了《欢迎来到人间》后，我感受最强烈的就是毕飞宇的叙述视角。这个视角是要重建小说叙述的主体性，重新掌控小说叙事的“主权”。这是叙事立场，也是叙事态度。这个立场和态度非常强悍，他就是要体现讲述者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体现在对小说叙述绝对的“控制”，而且坚定不移，这种“控制”几乎是不可讨论的。因此讲述者以“强权”的方式实行“一言堂”，那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密不透风的掌控，他的“霸气”几乎一览无余。在这种“主体性”拜物教的控制下，毕飞宇创造了讲述者主体性的帝国，在这里讲述者就是“王”。因此，与其说《欢迎来到人间》塑造了诸多有性格、有光彩的文学人物，毋宁说它更塑造了小说的“讲述者”，或者作家自己的形象——作家的主体性形象，他重新获得了小说叙述的“主权”。这是文学讲述的“政治”，是一种新的叙述观的苏醒或觉悟。于是，在小说叙述的意义上，恰似一种古老的讲述方法，经过他用先锋文学、特别是文学先锋精神的改造而焕然一新，于是拥有了新的创造性。在这个意义上，毕飞宇是小说叙述方式的“逆行者”。 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毕飞宇的这一叙述行为?他是要倒行逆施吗?他是要回到过去的“全知视角”和“上帝视角”吗?当然不是。毕飞宇的这一叙述行为，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叙述方式的“反后现代的后现代性”。他要超越小说的“现代”叙事学，他试图将现代叙事学升级为“2.0版”。他要强调的是作家的主体性。这注定是一个险象环生的挑战，是一个难以察觉甚至被误解的挑战。 我们知道，1980年代文学主体性的提出，主要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人是创造的主体、接受的主体。这是那个时代高扬人道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人的主体性的合法性的确立，对于推动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个思想几乎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旗帜。我们由此经历了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这个现代性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欲望的释放过程。1978年以前的中国，是欲望被抑制的时代。1978年以后，欲望的闸门被打开，没有人想到，欲望之流是如此的汹涌，它一泻千里不可阻挡。这个欲望就是资本原始积累和身体狂欢不计后果的集中表现。 文学是时代的感应器。“现代派小说”和“先锋文学”及时地回应了时代的要求。虽然这是追随西方文学在中国引爆的文学革命，但客观上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视野和表现力。经过一段历史时间后我们发现，“现代派”小说和“先锋文学”，有大量的“我”的出现。但这个“我”或者是讲述者，或者是被叙述者，有大量的例证不必征引。因此，在叙述的意义上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也就是没有获得叙述的真正“主权”。他们在强调“自我”的同时也在无意识中失去了叙述的“自我”。对作家来说这未必是一道“必答题”，但毕飞宇在小说创作实践中选择了这道题。后来，在他谈论加缪的时候，我们得到了答案。就中国四十多年来的文学发展而言，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西方作家，可能不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或卡尔维诺。这不是说这几位作家不重要，他们都非常重要，在不同的历史时间里，他们在中国都曾大红大紫；但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我以为是加缪、福柯和卡夫卡。但是对毕飞宇而言，他可能更多地接受了福柯和加缪的影响。 多年来，毕飞宇一直颠沛流离在阅读的路上，他有那么多的阅读、积累、思考的准备，当然，他也获得了足够的荣誉。他不是天外来客，他有人间常人拥有的所有的欲望。但是，他终于明白的是，作为作家安身立命的只有作品。没有作品你就什么也不是，哪怕你获得了再多的荣誉和利益。眼前的只是过眼云烟。好像有人说过，“书比人走得远”。要走得远，别无他途只有创造。古来圣贤皆寂寞，就在于圣贤们耐得住。飞宇未必“圣贤”，但他的“耐得住”有目共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