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生态批评的兴起引人瞩目。这股潮流跟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有关，提倡者强调，现如今没有角落不被人类所染指，全球变暖、毒物废弃、核物质泄漏等问题，正把地球推向一个无法想象的未来。普通人对此或许感受迟钝，但是引入生态批评，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意识的觉醒：不应该一退再退，让性别、种族、阶级等问题耗尽了文学批评的关注。生态批评师出有名，也雄心勃勃，试图挑战人文研究中许多既有的观念，转而聚焦文学中的生态价值、集体性的道德责任，并宣称世界不仅仅属于人类。在新的批评视野下，自然不再是背景，而开始走向台前，成为最显豁的实在，作为参照来纠正人类的自恋。不论是对世间万物的颂扬，还是提醒人们政治、科技和工商业对环境的破坏，自然均被视为这场批评运动的中心。① 在中国当代诗歌的批评领域，生态批评的呼声同样四起，这其中，既有理论界的学说支援，也离不开相关文化政策的推波助澜。在一篇有代表性的论文中，吴晓东就从生态的角度，对李少君的诗歌进行了分析。在李少君的以自然、动物、植物为题材的诗中，有一种“设身处地”和“感同身受”的意愿，诗人试图“换位思考”，以动植物的方式思维，进入自然的内部肌理。吴晓东认为，这提供了一种当代诗歌中少有的生物视角。②可见在诗歌批评中，思维的转换是重要着眼点，在此类文章里，“以自然为中心”基本上就等于视角的对调。不过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转，是否就等同于对自然的深入？虽然批评家也承认，诗人进入“青草的内心”只能以想象的方式，但以哪种方式“进入”却常常语焉不详。也就是说，怎样理解自然和涉及其中的具体自然观并未得到充分探讨。加之，新兴的批评潮流往往都会带有“理论”煊赫而“材料”匮乏的特点，这就让生态批评可能会简化为某种“操作模式”，在展开的时候，甚至有沦为批评格套的危险。 事实上，吴晓东在同一篇文章的最后不忘提醒，在当代的历史语境中，生态主义连同相关的概念，无疑也是政治话语之一种。作为生成中的批评范式，生态批评也应该既是敞开的，又无所不包，博取众家之长。③为了对诗歌批评中的生态面向有所补充，在这篇论文里，我试图对当代诗歌中的自然书写进行梳理，以勾勒一条可供参考的线索。从这条线索中不难看出，自然作为当代诗歌的抒写对象之一，在不同的时期显现出的面貌迥然不同。 一、自然与革命 因为受到“向前”的驱动，当代诗歌史的研究在经历着一个迴溯的过程。“朦胧诗”作为起点遭到了质疑，“文革”期间的“地下写作”取而代之，被视为当代诗真正的源头。对源头的再确认，蕴含着兴奋点，某种重新观察和理解当代诗歌的契机亦在其中，一如萨义德所说，开端是一个权威与断裂的神话，其魅力就在于“差异”的产生。④新的源头另起一行，将当代诗引向的不是别处，恰恰是一片“自然之地”，环绕它的，是白洋淀的芦苇、烟波浩渺的水域以及放荡不羁的流浪生活。⑤具有异端性质的“白洋淀诗群”，就是这种追溯的结果之一。作为“朦胧诗”的前史，“白洋淀诗群”一方面连贯了当代诗歌的脉络，将之纳入进来，补充了文学的进化叙事，让我们看到当代诗歌在不断趋向于成熟的过程中。但另一方面，它又暗中表达着对“朦胧诗”叙述的不满，试图从话语的遮蔽中出场。⑥从中引发的争议关乎诗歌史的焦虑与争夺，但更重要的是，当代诗歌在此显现出另一条跟“自然”有关的线索。 一般情况下，人们谈论自然时，会将之与审美、人性联系起来，而忽视其中的历史层次。朱羽在前几年的专著《社会主义与“自然”》中就试图说明，自然并不只是艺术上被再现、经济上被攫取的对象，而始终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政治相关，并渗透到了制度安排、价值确立、人心改造以及历史正当化等一系列议题之中。如果不能穿过对自然约定俗成的印象，去检视背后的历史要素，那么相关文本就很容易被美学化、抽象化，难以得到进一步探讨。⑦“白洋淀诗群”显然也不是“回归自然”那么简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田野与河流进入文学青年们的视野，本身就与“上山下乡”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相关。虽然在后来的表述中，因为表述者身份和立场的差异，这段历史显得暧昧而难解，有人回忆时不乏“青春无悔”的激情，有人视为一种“强加于身的无可逃避的命运”，但总体上不外乎是“革命年代”的尾声。⑧ “朦胧诗”发声的位置是广场，政治的中心，与之相较，“白洋淀诗歌”在回应时代时则是一种迂回和疏离的姿态。比如，在芒克这位“自然诗人”那里，就流动着美和温情，对于耕种、收割也有梦幻的捕捉。由于肉感，不乏野性以及亲密的感受，主题和语言上，他都被称之为体现了一种“自然的风格”⑨。“朦胧诗”偏重于象征性的演绎，即使是自然意象，亦会转译为特定的政治符号，尽管充满了反抗性，但音调却跟反抗对象处于同构的关系之中。这种“反抗者的宿命”使“朦胧诗”带有悖论性，无法确立自身价值，为了破解这样的窘境，就需要找到、发明自己的声音。从这个角度看，芒克诗中的自然既是题材，也一种诗歌存在的方式，与之关联的是人性、个人、艺术等一系列的本真性话语。最典型的是，他的诗里总有一个任性而为的抒情形象，跟“朦胧诗”的代言人判然有别，在《阳光中的向日葵》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它把头转了过去/就好像是为一口咬断/那套在它脖子上的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阳光中的向日葵》（1983） 没有采取直面的姿态，而是“把头转了过去”，表达了一种摆脱外部钳制，转而从自身去确定存在根据的决心。尽管“太阳”仍带有意识形态的表征意味，但“向日葵”的回避却意味深长，它表示当代诗人力图确立诗歌自主性的决心，也暗示了一种被普遍分享的内倾气质。这样气质偏爱“边缘”，抵制主流话语的污染和收编，退回至个人、审美和语言的领域之内。 跟芒克相比，另一位“白洋淀诗人”多多保持了强烈的“竞技色彩”，大量的动植物意象，如田野、河流、马等被抒写，并用强度的修辞所加持。但多多对自然并非欣赏和把玩的态度，更谈不上闲情逸致；在一段回忆中他说：“大自然的意象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我十六岁那么痛苦的在田野，我的大学就是农村就是田野。”⑩“痛苦的田野”反映出对万物运作风暴式的观感，其中不乏惊奇和恐惧。表面上看，将自然理解为暴力和神秘的存在，意味着走向了自然本体论，但对于多多来说，其中仍然带有以往历史的踪迹。理解他诗中的自然的质地，需要结合“道义性的革命性存在”，自然和革命同步进入他的生命中，一起搅拌为诗的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