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四月在郑州举行的诗学会议上，我提出了“当代诗的绝境与危难”这一论题，引发了不少师友的关注和讨论。“当代诗的绝境”的形成，不仅来自于当下诗歌体制的压抑和保守化，而且与1990年代以来中国诗学理论缺乏创造性更是关系密切。我们今天的诗歌写作和诗学讨论，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着所谓“九十年代诗歌”确立的范式。“九十年代诗歌”构成了一个“漫长的季节”，围困着今天的新诗写作。要走出这一“漫长的季节”，首先需要重审和清理“九十年代诗歌(或诗学)”的一些基本诗学概念和命题。在这些诗学概念中，“日常生活”一词是最具影响力且持续支配着当下诗歌写作的重要概念之一，它不仅是“九十年代诗歌”的基本预设，也几乎构成了当代诗不同派别、写法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在诗学概念群的结构层面，“日常生活”与“九十年代诗歌”的其他诗学概念如“个体写作”“叙事”“及物性”“中年写作”“经验主义诗歌”“口语诗”“民间写作”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看成是这些概念的共同前提。 “日常生活诗学”可作三种不同理解：第一种是指认为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不存在根本断裂性的美学主张(以杜威《艺术即经验》和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为代表)，它试图在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中发现和践行审美，也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第二种是以文化研究的方式对日常生活展开的批判或反思(以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和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为代表)；第三种是在狭义的诗歌批评和研究意义上，指那种强调诗歌应以“日常生活”作为动力根源、精神原则和主要书写内容的诗学观念和写作实践。这里我主要是在第三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但是，前两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诗学”也以某种方式渗透和影响到第三种意义的“日常生活诗学”，并成为后者的重要思想渊源。 二 “日常生活诗学”在当代诗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是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历史语境促成的。在那一时期中国发生了一场剧烈的社会转型，深入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层面，并对中国新诗的写作状况产生了直接影响。诗人们似乎是突然发现了“日常生活”的存在，从“八十年代诗歌”所朝向的“远方”一下子掉转头来返回“附近”的寻常巷陌。如果对“九十年代诗歌”以及后续近三十年来的新诗现场进行观察，我们会发现大多数重要诗人都认同并践行着“日常生活诗学”。这表现在两个方面：(1)将“日常生活”当成诗歌的动力根源和书写内容，诗的写作来自于日常经验的感受触发，并且主要是对日常经验的处理；(2)将诗歌写作本身视为一项“日常工作”，也就是用一种注重技艺细节、强调反复训练和练习的工作态度来进行写作，这便是“作为工作的写作”原则。这两个方面也具有相互支持和相互加强的性质：前者提供动力、活力和内容，后者提供加工内容的态度、技艺和方法。这两个方面都构成了对“八十年代诗歌”(无论是朦胧诗还是后朦胧诗)所遵奉的诗学原则的反动。 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些诗人的文章、访谈和诗作来证明上述论点。先来看诗学文本。欧阳江河在1993年发表的《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文中提出“(写作)活力的两个主要来源是扩大了的词汇(扩大到非诗性质的词汇)及生活(我指的是世俗生活，诗意的反面)”，明确将“九十年代写作”定位于对日常生活及其词汇的征用。①西川在《关于诗学中的九个问题》中也认为写作要呈现“生活的诗意”，并将其理解为诗歌语言首先需要触及的“真实的花朵”，这是较早的对“及物性”的主张。②于坚则在一次访谈中提出“诗歌不仅要表现日常生活的诗意，而且要重建日常生活的神性”。③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则提出诗歌应追求“肉体的在场感”，亦即返回到一种没有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污染的“纯粹肉体性”的日常生活之中。④这几篇文章显然都有“站在日常生活一边”的诗学主张，尽管取向很不同。 而从诗歌文本来看，所谓“九十年代诗歌”的诗人们近三十年来致力于“日常生活书写”的代表性诗作至少包括：欧阳江河《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快餐馆》《时装店》，于坚《零档案》，韩东《甲乙》《你的手》，萧开愚《向杜甫致敬》《内地研究》，黄灿然《奇迹集》，张曙光《公共汽车的风景》，孙文波《六十年代的自行车》……这些诗作或诗集体现了诗人们在“日常生活书写”中的多层面诉求。当代诗由此呈现出五种日常生活书写的基本类型：一是白描型的叙事或清单、流水账记录(口水诗是其末流)；二是段子化和欲望化的日常生活书写；三是对日常生活中伦理关系的呈现；四是书写日常生活之神秘美感和弱超验性的经验主义叙事诗；五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进行揭示的分析性诗歌/社会学诗歌。这五种类型涵盖了从口语诗、经验主义诗歌到知识写作的当代诗主要写法。 从诗学渊源来看，九十年代初开始兴盛的“日常生活诗学”的潜在种子在新诗开端处便已埋下，但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养分支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须言之有物”“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不避俗字俗语”等主张，已表明“新诗”之成立有赖于“平民社会”之生活及语言，《尝试集》中的部分作品(如《人力车夫》)可看成新诗中最早书写日常生活的诗作。不过，这条诗学线索很快被占据早期新诗主流的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诗学所压抑，成为了一条“隐脉”。其复苏或重新凸显要等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先是以“口语诗”的形式登场，在九十年代初发展为对“叙事”和“经验主义”的强调。除了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市民社会空前发展给诗人们提供了无穷素材之外，英语现代诗中的叙事诗和口语诗对中国诗人的影响也是重要因素。“九十年代诗歌”中的日常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英语现代诗中某些诗人学习的产物，如弗洛斯特、威廉斯、垮掉派(金斯堡等)、纽约派(奥哈拉等)、自白派(洛威尔等)、米沃什(英语化的)、希尼和拉金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