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谈论世事、针砭时弊等的匡正分辨，不但谈言微中，而且入木三分、透彻人情物理，具有超凡的智慧魅力。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智慧作为历史深层中的“原理和原因的知识”[1]的最通常运用，是在攻战的战略战术方面，例如鬼谷子、诸葛亮的足智多谋，都在实战中得到出神入化的表现。鲁迅则把攻战智慧凝结在杂文匡正“说谋”的“捭阖”分辨中，使智慧变成委婉含蓄、克“敌”制胜又博大精深的杂感艺术。 “捭阖”理论源自《鬼谷子》：“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2]“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3]。在这里，纵横家不仅用“阳”对应归纳事物的积极方面如生长、尊荣、喜欲等，用“阴”概括事物的消极方面如死亡、弃损、诛罚等，而且在二者的辩证交融和消长关系中寻求抑阴正阳。这是纵横家说理、游说的根本法则。鲁迅说：“往日看《鬼谷子》，觉得其中的谋略也没有什么出奇，独有《飞箝》中的‘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这一段里的一句‘虽覆能复’很有些可怕。但这一种手段，我们在社会上是时常遇见的。”鲁迅又赞同宋代来鹄的话：“捭阖飞箝，今之常态”[4]。可以看到：第一，鲁迅对鬼谷子代表的纵横家是首肯的，断定他们“禀性纯厚”“不是阴谋家”，也决不是“小人”，倒是一个“老实人”；第二，从“没有什么出奇”“不以为奇”的反复断言中，说明鲁迅对《鬼谷子》推崇的“捭阖”理论是熟稔的。 细细究之可以发现，“捭阖”的精义已经化作了鲁迅杂文“说谋”艺术的灵魂和血肉。它主要由此建起了艺术价值的大厦。 一 鲁迅写杂文尽管论时事不留面子，却从来不是不讲策略地任性说教，因为那样不仅会遭读者排斥，而且很可能被论“敌”诱杀，造成无谓的牺牲，特别是在辞令关乎生死穷达的非常时期。所以他总是仔细考察思辨对象和受众的性质、特点再决定议论方式，正如《鬼谷子·捭阖》所言：“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5]这实际上是主体与客体间建立在“捭阖”意义上的“反应”：“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6]一言以蔽之，反应乃以“反”求“应”之道。 鲁迅杂文的捭阖“反应”有三个主要方式： 一是“捭反”。“捭反”即是：“审定有无与其实虚，……以见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实得其指。”[7]这实质是在事物的对立关系中抑邪扶正，把握“两极相通”的转化规律，求得相反相成或相辅相成。这在鲁迅杂文中的运用，其一是“好用反语”，或者将论敌的荒谬逻辑演绎列出，或者一本正经地拿腔拿调吐出胸臆，或者引蹩脚的谎言立此存照，或者模仿论敌的口吻冷言“认可”，等等，可以归纳为“正话反说”和“反话正说”两大类，都是在幽默讽刺中施以反向否定或否定之否定，或者说都是用本意相反的话语来表达本意，在被主观情感流向激活的尖锐意向(意象)冲突中强化意向(意象)。但“反语”在鲁迅杂文中尽管比比皆是，似漫天闪烁的繁星，发散在作品中却大都是“一鼻一毛”式的枝节、局部存在，而升华这种“捭反”格局的是整篇作品的构思和立意，例如《灯下漫笔》。对于中国封建传统“文明”是不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中国历史是不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8]的循环往复的宏大命题，《灯下漫笔》并不作机械的证伪证实，而是迂回曲折“反”向辨析，通过异族征服者领略到的“魅力”、封建统治者在等级特权中享乐的一系列血泪诉说中，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吃人”的本质。通篇中，被“国粹派”和复古主义者用来证明中国“固有文明”文化魅力的证据，统统置换成了中国社会和传统文明必须改革的反证。这些反证又伴随着启蒙主义者面对本民族长期积贫积弱被奴役的历史积淀下来的心理和浓厚情感体验，其宏大的命题不言自明。但“两个时代”和“人肉的宴筵”的论断并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结论和概括，而是文学意义上的悟道、感染和启迪，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中很容易激起对封建传统文明的憎恶，进而寻求变革。鲁迅的杂文《推背图》更是“捭反”的典型力作。《推背图》原本是“武周代唐”之始的融天文、相术于一体的“预言之书”，充满荒诞迷信色彩，因最后一卦“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而得名。鲁迅原封不动拿来作为杂文题目，正是要在看似荒诞不经中取其“推背”意向“从反面来推测未来的情形”：青年作者陈子展因执政当局虚假宣传“航空救国”而发明了“正面文章反看法”，鲁迅说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作品以被毒死过若干生命后人类才认识砒霜有毒为例印证了这一点，也力证了“正面文章反看法”这一发明的血泪凝聚。这是作品的文眼，也是其主旨步步深入的导向，进而针针见血地引申开来：“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9]鲁迅在条条对应摘引了执政当局宣传的原本“骇人听闻”的政治要闻后故作惊呼地说：“倘若都当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骇人了”[10]。这是在“此地无银三百两”中“捭反”，捭反中又含着强烈的反讽，令执政当局的投降卖国罪行无以遁形：例如首条要闻“××军在××血战，杀敌××××人”，这属“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其真相就是，血战、杀敌是假，逃跑、投降是真；同样，第四条是明明自己献媚倭寇，反诬中国共产党投降日本，第五条的“一声不响”，是执政当局正在秘密接纳日本政府的诱降来使……“推背归休”，鲁迅由此毁灭了多少重大谎言!原来，执政当局的一系列政治要闻，是大都可以当反面文章看的；与《推背图》的“正面文章反看”恰恰相反的是《“有名无实”的反驳》的“反面文章正看”：《战区见闻报》报道了战区排长因不抵抗发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的抗日军人”的悲叹，鲁迅便顺势“数落”天真的排长不谙事理，更不懂“究竟是谁‘有名无实’”，并宕及更下层的只会“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士兵。而为执政当局计，要不亡国，免使“哗变者”所推翻，“必须多找些‘敌国外患’来，更必须多多‘教训’那些痛心的愚劣人民，使他们变成‘有名有实’”[11]。对下层官兵“有名无实”的否定，恰恰是对反动政府不御外侮的“有名有实”的断定。鲁迅同时产生的《最艺术的国家》《以夷制夷》《〈杀错了人〉异议》《大观园的人才》《伸冤》等，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对政治领域的腐败与虚伪的针砭，与《推背图》和《“有名无实”的反驳》一样都是运用了婉转“捭反”的叙说策略，文锋闪展腾挪，但逻辑却在正正反反的跌宕中严密荆实，越发凸显分辨了是非曲直和善恶美丑。 与直接“捭反”相辅相成的是“随其噬欲”借题发挥，在欲擒故纵中或反戈一击或周旋克敌。例如《难答的问题》：《申报》上一篇关于《武训先生》的文章说，武训是一个乞丐，自己吃尽苦头得了钱却一文也不化，积累起来终至于开办了一个学校。其作者随即设问：“小朋友!你念了上面的故事，有什么感想?”鲁迅在引用这个事例后并没有点破作者的用心，而是顺势写道：“我真也极愿意知道小朋友将有怎样的感想。假如念了上面的故事的人，是一个乞丐，或者比乞丐景况还要好，那么，他大约要自愧弗如，或者愤慨于中国少有这样的乞丐。”这正是故事的宣扬者所觊觎以求的。然而鲁迅却在貌似肯定中“乘隙插足”笔锋一转，反客为主“扼其主机”模拟了一句儿童的反问：“然而小朋友会怎样感想呢，他们恐怕只好圆睁了眼睛，回问作者道：“大朋友!你讲了上面的故事，是什么意思?”天真无邪的小朋友的大惑不解，即把肯定导向了否定。这里的一顺一反，似反似正，最终揭示和否决的是“教训呀，指导呀，鼓励呀，劝谕呀”等借奴性欺骗儿童宣传的虚伪本质，所以鲁迅说：“如果精力的旺盛不及儿童的人，是看了要头昏的。”[12]如果说，《不是信》《论辩的魂灵》《半夏小集》《观斗》等与《难答的问题》一样，所运用的欲擒故纵都仅在一纵一反中就擒缚论敌，那么《推己及人》则如诸葛亮“七擒孟获”般对几位“名作家”的借故憎恶被批评是在反复周施、几度放纵中“捭反”克敌制胜。《航空救国三愿》对“路要认清”“飞的快些”“莫杀人民”[13]的三种心愿的抒写，则是在与一层又一层截然对立的被否定事相的纠缠对抗中一声一声又一声呼出的，层层对抗却不是重复而是步步深入，造成对“航空救国”口号所掩盖着的发国难财并投降卖国行径的“复调”抨击。这都应验了《鬼谷子·谋篇》中的话：“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14]纵之乘之都在推己及人中“紧随勿迫”，在“走则减势”“累其气力，消其斗志”中兵不血刃地变成了“散而后擒”。 二 二是“反覆”。“反覆”即鬼谷子所说：“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事有反而得覆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15]《鬼谷子》所阐释的“捭阖”中的“反覆”之术，同样被鲁迅杂文做了生动的实践。从大量篇什所体现的创作规律看，“往”与“来”、“古”与“今”、“己”与“彼”均构成了相应相求相辅相成的关系，作者正是在这种辩证关系的反应中得心应手地“互文成意”，故能“举无遗策，动必成功”[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