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冯延巳 坐听潮声来别浦。明朝何处去。 ——苏轼 一 2021年以来，对于“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的讨论成了文学界的学术热点，也就是说它们的出现变成了一个影响颇大的文学事件，远远超出一个所谓“文学概念”或者“概念先行”的影响。在评论家和作家的相互呼应中，关于它们的讨论正在发酵，在文坛产生着“鲶鱼效应”，甚至有评论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①细究起来，“两新”文学(指“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的出现并非评论家的概念先行，而是评论家的敏锐发现与作家创作主体的自觉行为共同推动的结果。“新东北文学”作家作品相对比较成熟，“新南方写作”与概念的提倡者相符合的作品实际上也已经存在，而且势头很猛。这是评论家与作家的一次“混合双打”，是配合得极其到位的文学事件。作家积极参与讨论，发表意见，以他们的创作经验去验证概念；评论家则以他们的理论丰富着概念的内涵，逐渐明确概念的边界，推动着概念向前移动。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新南方写作”的“写作”说法是显得宽泛了一些，给人的印象似乎不是太文学化、专业化，那我们就姑且退一步说话，叫“新南方文学”吧。但名字其实并不重要，它一旦被叫开，就无法收回，将来文学史上记载的估计还是首次提的那个概念。好在意义区别不大，大家都明白而且理解它的含义。如果以后大家都改称“新南方文学”以求得与“新东北文学”的对应，那也是文学界内部协商的结果。在这篇文章里，我两者混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其实，它们就是一次相当于艺术界“行为艺术”的文学事件，是“行动着”的一次文学召唤与文学旗帜。 “事件”，我们通常会把它看作“重大的事”，指有影响力的大事，而并非细小的事。汉语界和英语界都持这种看法。②“事件”后来成为一个理论范畴，被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并由此产生出多种著作来讨论相关的问题。中国学者刘阳指出，“事件”主要指“正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丰富谱系的，在动变、转化与独异中超越形而上学的新思想方法”。③以此来衡定“两新”文学，大概也是够格的，虽然还没有“形成丰富谱系”，但视它们是一种“在动变、转化与独异中”的有超越性的“新思想方法”应该是成立的。我在此前曾经说过，“新南方文学”是倡导一种文学的革新，“意在突破原来的‘旧南方’的约束，寻找一种新的文学表达方式和文学风格”，④它的精神内核就是革新求变。“新东北文学”也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是在汲取现代主义美学资源寻求新现实主义之后的再突破，“在主题和美学风格上都是一次召唤”，⑤“它真正指向的是文学对现实、历史的深度介入和表现形式、美学上的更新”。⑥“新南方文学”从广西发轫，再进入广东与海南、福建，其中的许多作家也是在经历过先锋文学的洗礼之后，重新思考着如何在返回中突破，在探索中求新。“南方以南”不过是一种契机和由头，也是高举的旗帜，真正的意图则在革新求变，在召唤未来文学拓展的可能。 这个“事件”的张力现在已经凸显出来，不管是“新东北文学”所彰显的“东北文艺复兴”也好，还是“新南方文学”提倡“南方以南”的蓬勃也好，其目的就是想掀起一场新的艺术革命(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它似乎也在呼应着王尧教授提出的“新小说革命”。王尧在一次对话中提到，他“觉得小说洞察历史、回应现实的能力在衰退，小说艺术发展滞缓”，“我们需要探索当代小说新的可能性”。⑦总之，围绕着“新南方文学”的讨论，一种由批评家、作家和期刊编辑共同“造势”所形成的新“势能”已经出现，⑧这种“势能”带动的就是艺术革命及其艺术拓展的可能。 二 “新南方文学”究竟“新”在哪里?目前的说法有很多，张燕玲、杨庆祥、陈培浩、王德威、曾攀、林森、朱山坡、陈崇正、唐诗人等人都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意见，他们的意见综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南方文学”勾勒出了一种文学现实和美好的愿景，尤其是张燕玲、杨庆祥、陈培浩、王德威四位的观点最有代表性。 杨庆祥概括“新南方写作”的四种特质是：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⑨从地理上来说，“新南方”标识出了与旧南方的以江南为中心的不同，而把“新南方”定格在“南方以南”，目前的地理范围大致涵盖广东、广西、海南、福建、云南、贵州、四川，有的学者甚至想再把它推及东南亚的沿海国家。这里的地理性实际上是不确定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临界：地理上的、语言上的、文化上的。最初的提倡者如陈培浩与张燕玲等，他们提倡的“新南方”最多只是在两广和海南以及福建这些面海的省份。最初看到这一概念，我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20世纪50年代广西老作家陆地的作品《美丽的南方》，“新南方文学”区别于旧南方文学应该是在写法上、美学境界上的突破，而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文学的概念。有时候太执着于地理性反而会限制了它的价值和未来的发展可能。正如我们现在讲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那也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文学的概念，而是超地域的文学概念。从文学革新与未来的意义上去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就是超地域的、面向世界的。从文学地理学所能涉及的层面上去看，文学地理学不仅涉及空间，还涉及文化与想象，甚至涉及新的文学理论的创造。法国学者米歇尔·柯罗指出，文学地理学不是单一的，它同时与地理批评、地理诗学构成三个不同的层面，彼此互为补充：“首先是文学地理学，它研究在作品中制造的空间语境，这种语境同时处在地理、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层面上；其次是地理批评，研究在文本中的空间再现，处在集体想象与主题学的层面上；再次是地理诗学，研究在空间、文学形式与文学体裁之间的关系，抵达一种关于创作潜能的诗学，即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⑩不少评论家评价“新南方文学”首先着眼的不是它的地理概念，而是它的文化意义和文学革新价值，以及它包孕的文学理论意义，正是看重这一文学事件的独异性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