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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以来，洪堡大学理想中“教学和科研相统一”的核心原则一直深刻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的发展。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发源地，德国却面临着洪堡理念和学术职业“德国模式”相悖反的局面，大学教师对于教学和科研的认识偏颇，教学愿景与实践南辕北辙。在博洛尼亚进程的催化下，德国大学加强对教学质量提升和教师教学发展的关注，并试图通过教师教学发展促进教学质量提升以重校失衡天平。德国综合性大学通过树立研究导向的教学理念、实施能力导向的教学法培训、开发集发展和评估功能为一体的教学证书项目、推动共同体建设和完善监督评估网络等策略开展教师教学发展工作，以观念纠偏带动实践纠偏，通过构建大学教学核心理念引领教师教学发展，突出教师教学发展在学校规划愿景和教师个人职业发展中的地位，明确“研究—能力—质量”教师教学发展活动三维导向，形成了重要工具支撑的系统的教师教学发展体系。其策略选择对于我国研究型大学通过教师教学发展促进教学质量提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ten)作为德国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类型之一，是现代大学精神的具形，也是洪堡大学理念的坚定践行者，在观念和制度上始终将“教学和科研相统一”视作大学发展传统。然而一直以来，德国国内和国际上关于德国综合性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质疑不断，重点体现在大学教师的学术职业表现方面，反映出德国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存在强大的矛盾张力。同时，在博洛尼亚进程的影响下，德国大学对于提升教学质量的需求愈发强烈。这种张力和需求不断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德国综合性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背景。 (一)失衡天平：洪堡理念与学术职业“德国模式”的悖反 洪堡的大学理想强调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密切联系，高质量的教学应与最具创新性的研究和谐共生，它内隐着这样一种认识，即如果教师参与研究，其教学的质量和创造性将有所提升，如果学者参与教学，其研究也将受益。[5]在洪堡理念的影响下，“教学和科研相统一”已经发展成为大学教师建立自我身份认知的指导公式。[6]然而事实上早在20世纪就有学者指出，相较于科研，教学是被德国大学教授忽视的“继子”，德国的学术职业依赖科研，教学活动常常呈现出“教学孤独”的局面，即教学被视为一项私密的师生互动。[7]1991年至1993年，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主导的卡内基学术职业国际调查(The Carnegie International Survey on the Academic Profession)对14个国家和地区大学教师的研究和教学取向进行了分析，总结出研究取向的德国模式、研究和教学取向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及教学取向的拉丁美洲模式。在这三种模式中，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似乎最接近洪堡大学理想下学术职业发展的应然状态，而作为洪堡理念发源地的德国却发展出了与其相悖的学术职业德国模式，并逐渐影响到其他国家。2007年的跟踪调查结果显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国家数量进一步减少，而德国模式逐渐从德国扩散到更多国家，这与洪堡大学理想的预期存在显著差异。[8]洪堡理念与学术职业德国模式的悖反揭示了德国大学内部存在的强大矛盾张力。 就为何会存在这种矛盾张力，有学者认为，从学术活动来说，德国认为研究为本，教学为用；从社会功效来说，研究是基础，教学是目的，需要借助研究培养学生探究和反思的能力。[9]也有学者提出，德国并不存在对于学术职业的整体定义，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活动的人员被分为大学教师(主要是大学教授①)和其他学术雇员群体。尽管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理念在德国备受推崇，但事实上只有大学教授有望在这两项职能之间取得真正的平衡，其他人的角色要么主要是研究人员，要么主要是教师。[10]从资本理论的分析视角，有学者指出德国大学中最重要的资本是科研资本，其价值对于大学教师的职业发展来说高于教学资本，因而可以解释为何德国大学教师在职业倾向上偏向科研。[11]德国大学教师容易觉得科研工作比教学工作更有尊严且更重要，不用心对待教学，甚至将教学视作一种负担，将教学的失败合理化为“曲高和寡”的优越感。[12]事实上，对欧洲很多大学教师来说，研究对于个人学术声誉有广泛的影响，而教学活动多为强制性且影响范围相对较小。[13]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作为洪堡大学理想的另一关键原则，“寂寞与自由”同样在德国大学教授的自我专业形象认知中产生了深刻共鸣。几个世纪以来，“教学孤独”在德国大学中似乎形成了一种文化规范。教授们的教学工作不需要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协调或交流。[14]德国学术职业共同体对于将教学视为教师之间合作事业的理解仍处于起始阶段。[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