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3)05-0025-20 一、问题的提出 一直以来，科学都是人类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源泉。随着高等教育的推广和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知识社会的逐步形成，科学业已成为客观性事实和公共政策的重要支撑。然而，在气候危机和疫情危机背景下，科学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化趋势越发凸显，其认识论权威也正受到多重因素的冲击。 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就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后真相”时代，围绕科学问题进行政治动员已成为当代右翼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民粹主义者试图破坏科学的认识论权威，滋长民众的反科学情绪，这使得科学的合法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研究民粹主义对民众科学认知的影响，卢森堡大学学者麦克·扎普(Mike Zapp)借助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全球民粹主义数据库和Timbro专制民粹主义指数(API)等数据库，分析了1981-2020年来自几十个国家的数千名受访者的科学态度及其决定因素。结果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众对科学的支持态度一直在稳步上升，但在2017-2020年民粹主义全球广泛崛起期间，民众对科学的支持态度出现了下滑，在不同模型中，民粹主义都是近年来公众对科学支持度下降的一致预测因子。① 近年来，尽管国外学界逐渐关注到了科学所面临的民粹主义挑战，有学者也创设了“医疗民粹主义”②“环境民粹主义”③和“科学民粹主义”④等民粹主义的新变体概念以分析民粹主义对于科学和专业知识的冲击，但鲜有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何利用科学问题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传播的系统性研究，民粹主义的科学架构是理解这一过程的关键所在。本文以架构理论的视角分析右翼民粹主义的科学架构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其一，民粹主义的相关研究一直以来主要从政治或经济视阈切入，现有研究对于右翼民粹主义的科学立场以及科学架构在其动员策略中的作用关注不足。其二，在“后真相”时代，“是与非”“真与假”之间的张力是西方政治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民粹主义科学架构的重要功能就是揭示“真实的人民”与“虚假的精英”之间围绕认识论权威的持久斗争，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有助于解释西方政治极化发展的新趋势。其三，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政治右倾化趋势进一步凸显，⑤能源危机背景下对气候能源问题的政治化和再建构成为近期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回潮的重要驱动力。因此，对民粹主义科学架构的分析有助于解释欧洲近期政治右转的深层动因。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厘清架构理论与民粹主义的理论关联；其次，在架构视角下对民粹主义科学架构的内容进行研判；最后，以德国选择党的气候科学架构为案例，对右翼民粹主义的科学架构进行实证分析。 二、架构视角下的民粹主义 社会学家厄尔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是最早为架构视角(framing perspective)⑥下定义的研究者，他认为架构是“解释图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能够让人们“定位、感知、识别和标记”日常生活和整个世界中复杂的外部现实与事件。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开始将架构视角应用到政治传播和社会运动的研究领域。例如，根据学者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man)的定义，传播学中的架构策略就是有选择地关注并强调问题的某些方面的现实，而忽视该问题的其他方面。⑧从这个意义上看，架构理论的出发点在于现实可以以各种方式得到呈现和理解，且民众对某一问题的认知和解读也并非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可以通过架构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再定义和建构而形成，这样可以将受众对某一事件或现象的思维认知框定在一种特定的视角，从而引导和塑造民众认知，民众同时也需要政治行为体的提示与架构来形成或佐证自身观点。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基伊(V.O.Key)曾指出的，“人民的声音只是一种回声”⑨。 从这个意义上看，架构既是以话语框架(frame)为表现形式的传播工具，更是政治行为体通过组织和构建现实，塑造受众认知，进而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战略手段。架构者通过架构过程不仅向民众传递了问题的特定意涵，还可以诱使架构受众以一种架构者所希望的特定视角理解社会现象或问题，从而为受众铺设了一条“认知捷径”，使其快速形成对架构者话语框架、意识形态和认知体系的认同感，从而吸纳更多的新成员加入社会运动或政党。换言之，架构的功能主要包括帮助受众理解社会问题，进行责任归因，确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为架构者的政治叙事、行动或政策赋予合法性，吸引架构受众的支持与参与。⑩ 这几点核心功能被戴维·斯诺(David Snow)与罗伯特·本福德(Robert Benford)称为诊断型架构(diagnostic framing)、处方型架构(prognostic framing)和动机型架构(motivational framing)。诊断型架构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其目的一方面在于确定和突出强调社会中亟须改变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要进行责任归因，即指出导致该问题的过错方，进而彰显过错方和受害者之间的认同对立。处方型架构则是处理“怎么办”的问题，即提出了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动机型架构解释了社会运动的旁观者或潜在支持者转变为参与者的原因，此种架构能够为集体行动增加合法性、正当性和紧迫性，从而在前两步共识动员的基础上实现行动动员。(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