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的身份政治理论主要反映的是欧美的文化视角，相关讨论在文化差异和身份政治冲突之间画了一条因果链条。但韩国作为一个单一文化族群国家，却也走上了激烈对抗的身份政治的道路，足以引发我们对文化冲突论等既有身份政治理论的怀疑。 一、理论回顾与本研究的出发点 综合国内外研究者对身份政治的阐述可见，身份政治是围绕文化身份的表达、认同和相互承认所展开的政治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实践。所谓的文化身份并非个人层面的，而是主要以某种文化族群为单位。倡导身份政治的左翼学者认为，身份政治是边缘文化族群获得文化解放的道路；社群主义学者关注多元文化政策如何能成功；保守主义学者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身份政治展开批判，前者认为，多元文化间的相互尊重难以实现，后者则认为，身份政治无视收入两极分化现象，是伪政治。①本研究在理论回顾部分主要关注身份政治理论对于文化间冲突发生机制的理解，以及这些话语与现实政治的互动，这同时也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一)身份政治理论中的文化冲突视角 有关身份政治的讨论主要在欧美历史文化视域下展开，其源起可被追溯至欧洲思想家们自古以来所一直关注的人的“激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柏拉图所说的“血气”、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对荣耀的欲望”、霍布斯所说的“骄傲或虚荣”、卢梭所说的“自尊”、汉密尔顿所说的“对声名的爱”、黑格尔所说的“承认”、尼采所说的“红面野兽”等，都在描述人的“激情”。②“激情”成为在“效用最大化”之外解释人的行为动机的又一条路径。 “激情”在古代曾经是贵族的优越感，进入现代社会后，优越激情逐渐被平等激情取代。③现代化转型对欧洲人而言意味着告别神的统治，同时每个人都因此开始面临“意义危机”。现代化转型还意味着身份制度的终结，所有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平等承认。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只有在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④人终将走向相互承认，但承认发生在殊死斗争之后。人在寻找生命意义的过程中会遭遇社会规习与内在自我的不匹配，从而为承认而斗争。为承认而斗争是驱动人类历史的终极动力。⑤黑格尔又指出，自我意识以“我”与“他人”的互动为前提，是在共同体中形成的，经过了中介的主体间性。⑥引入主体间性概念后，为承认而斗争的个人又能够重新走向社会团结，这种社会团结不必以每个人的道德直觉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历史实践和理性的基础之上。“为承认而斗争”和“主体间性”为20世纪身份政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把身份政治理论根植于一种充满张力、动荡冲突的文化心理中。 追求承认的道路有两条，其一是以人的同一性为基础，作为个体被平等承认；其二是从文化特殊性出发，作为某个文化族群的一员得到承认，而身份政治走向了后者。在这个路口上，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社群主义学者起了重要作用。泰勒认为，人都生活在某种文化共同体里，人的自我认同存在于对话中，内嵌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之内。⑦因此，在现实政治中，人是作为某个文化族群中的一员被承认的。 以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左翼学者则重拾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话题，号召人们追求“文化解放”。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等人把身份政治构建成一个与分配政治相对的概念。⑧与马克思所认为的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经济关系，文化承认的问题从属于经济关系的观点不同，⑨霍耐特认为，“承认”是统摄性的道德范畴，分配正义是身份认同的派生物，消除“错误承认”的身份政治才是人类走向解放的终极路径。⑩他归纳了三种形式的承认——爱、权利和团结，分别对应“情感承认”“法律承认”和“社会团结”，认为人会因此产生自信、自尊和自豪感。(11)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认为，错误的身份认同与不公正的经济分配在实践中互为因果、密不可分，需要同时消除这两者才能增进社会正义。她构建了一个包括承认、分配和代表权在内的三维理论框架，希望以此同时纠正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和错误代表权。(12)换言之，身份政治追求“被承认”，这不仅仅代表对某种文化传统的尊重，同时还要求通过立法对社会资源进行公平分配，甚至是补偿性的公平分配。在泰勒和霍耐特之后，身份政治成为少数文化族群追求公平承认的政治。这样的政治充满文化冲突的张力——人们可能主张自己属于更小更特殊的文化族群，文化的分化没有固定边界；当人们主张自己属于某种文化族群时，文化就会成为人与人之间的藩篱；不同文化族群即便能够走向相互承认，也需要经历斗争。对此，霍耐特和泰勒都相信现代社会拥有走向妥协的理性，以及容纳文化差异的道德共识。 但是，保守主义学者对文化之间的冲突持悲观态度。在外来文化族群占比迅速增加、部分族群拒绝融入欧美主流文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9·11”事件发生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贝特·叶奥(Bat Ye'or)等人纷纷发声，表达了欧美主流文化对外来移民文化的深切忧虑。(13)保守主义学者认为，多元文化政策只会有利于偏狭的、反现代的、反民主的少数群体，少数群体还会将多数群体斥责为种族主义者。(14)而早在关注美国内部的文化冲突之前，亨廷顿已经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表达了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冲突或难避免的观点。这本书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热议。福山的态度虽然比保守主义学者乐观，但也对多元文化融合充满担忧。他指出，文化身份源自每个群体独特的生活体验。生活体验无法与他者共享，因此也就形成了他者无法进入的文化身份。(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