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1.002 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源于戊戌变法前后，有两位代表性的学者，一位是严复，一位是梁启超。①严复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开创者，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等学科皆有开拓性贡献，而政治学乃是其一生中着力研治的重要学科。1905年夏，严复应上海青年会邀请，就政治学问题演讲八次，系统地表达了严氏的政治学理念及对于政治学建设的意见，并成稿《政治讲义》一书。该著最早以演讲稿的形式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并被《广益丛报》等数家报刊转载。1906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著，同年4月又再版。《政治讲义》是严氏代表性政治学著作，②对中国政治学有着开创性的贡献。本文以严复的《政治讲义》为中心，同时亦兼及严氏的其他著作，阐发其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史上的开创者地位。 一、研治政治学的基本理念 在严复的一生中，思想启蒙、翻译西学著作及著书立说，占据主要的位置。严复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其所担任的官职，尽管不能说都是无足轻重的，但似乎也没有多大的政治权力。故而，严复仍然是纯粹的学者，并且亦是从传统学问走出来，进而在西学引领下建构政治学体系的开创者。大致说来，严复研治政治学最突出的理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进化论为指导 严复是在中国系统介绍西方进化论的先驱者，其政治学的研究亦是以进化论为指导下进行的，并力求将进化论运用到政治问题分析之始终，从而成就了其进化论的学术观。早在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就介绍了达尔文学说：“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原》(今译《物种起源》)。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篇)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③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达尔文的进化论系统地传入中国。《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是宣传达尔文主义的著作。严复在《天演论》的翻译中，重点地阐发进化论，其上卷第一篇的题目为“察变”，阐发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思想。在严复看来，生物进化论不仅适用于自然界，同时亦适用于人类社会，亦即在人类社会之中同样有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他说：“赫胥黎保群之论，可谓辨矣。然其谓群道由人心善相感而立，则有倒果为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④严复依据自己的看法，在译文中加了许多按语和注释，其所加的“按语”多达28篇，有的按语在篇幅上竟然超过译文。这些“按语”就其内容而言，自然也有对赫胥黎主张的阐释与说明，但更多的按语属于“我注六经”的诠释范式，表达自己对于进化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看法。就严氏翻译《天演论》的目的来看，就在于此著能够“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有助于中国人在进化论指导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自强保种”。⑤可以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中所作的“按语”，为中国学术界理解进化论提供了思想导向。严复不仅通过译著来传播进化论，而且在《政治讲义》等政治学著作中成功地运用进化论分析政治现象，从而构建了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的政治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二)在“学”与“术”分辨中研求学理 严复以现代学科的眼光对“学术”所作出的界定，不同于中国古代学者的认知。中国古代学者论“学”者很多，但大部分叙说的是“学”之功用，且侧重于人身修养，与西人面向自然、面向具体的研究对象，有很大的不同。不过，也有将“学”与规律的探寻相联系的学者。如邵雍就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⑥从总体来论说学术者，在中国古代亦不乏其人。颜元说：“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⑦章学诚则更进一层，不仅论述学术之功用，认为“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⑧而且阐明学术有“二途”，“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沈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⑨当然，对“学术”进行学理上的界定而接近今义的，是严复、梁启超等一批受西学科学观和进化论影响的学者。严复在政治学研究中认为，“学”与“术”是不同的，需要加以学理上的分辨。他说：“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⑩在严复看来，中国古人尽管亦有诸多的“谈治之书”，但以今世的科学眼光来看，只能称之为“术”，而不能称之为“学”；尽管如此，“学”与“术”也是相互联系的，两者不可偏废，但“学”对于“术”始终有着支配的地位。他给学术予以定义的同时，阐明“学”与“术”的关系：“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事也。”(11)严复正是在“学”与“术”分辨中开启其政治学研究道路的，故而他不仅高度重视政治学学理的抽绎，而且亦特别关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探索。 (三)辨析真伪与发明新知 严复在治学中注重事实真伪的辨析，反对思想言说中的牵强附会，同时亦反对“以今概古”的研究取向。譬如，严复认为古代政治演进中并无民主之事，因而也就不可以现今之民主理念，附会到过往的历史之中。他指出：“古无民主，若希腊，若罗马之旧制，乃以权力之均，不相统属，不得已聚族而为之，此谓合众可，谓之民主不可。何则？以其有奴婢故也。又以知民主之制，乃民智最深民德最优时事。且既为民主，亦无转为君主之势。由君主转为民主可，由民主而转为君主不可，其转为君主者，皆合众非真民主也。”(12)又指出：“执今世之意见，以观古时史事者，真无当也。是故自繇立宪，限制君权，议立大典，定国民应享权利等语，皆五百年来产物，非西国当日所旧有者，不可取论以前之世局。今如有人谓汉祖入关，为除专制，黄巢革命，乃伸民权，诸公闻之，必将大笑。即在欧洲，以今概古，亦犹是也。”(第33页)严复还说，他在街市上见到一本《宪法古义》的书，“意谓凡西人之宪法，皆吾古先所已有者”。对这种“吾古先所已有”的怀古思维方式，严复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大抵吾人本其爱国之意，每见外人好处，总不肯说此为吾国所无，而十三经二十七史皆其附会材料，名为尊我，实则大惑。”(第73页)在严复看来，政治学的研究不能穿凿附会，而要以考镜缘由、探求真知为使命。他说：“吾辈考镜欧美政治，见其现象，往往为吾国历史所未尝有者。即如民主之治，贵族之治，其形式实皆为中国之所无，勉强附会，徒见所言之谬而已。二制不徒中国无之，即亚洲全部，亦所未有。夫同此民物，同求治要，何因欧有此制，而亚独无？此其原因，必有由起。又如地方自治之制，与汉世三老孝悌，亦未可强合。中国居今，见其制之利，欲仿而行之，则此中缘起发达，直至成于今式，皆不可不略考者矣。”(第33页)可以说，学术研究中尊重历史的基本事实，反对研究中臆测附会，既注重辨析真伪、分析异同，又力求探源求是、提出真知，乃是严复研治政治学突出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