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5；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24)01-0010-11 在当今世界近两百个主权国家中，仅有33个国家完成了现代化迈入发达国家行列[1]，换言之，目前大多数国家仍处于现代化的“进行时”。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是主导性的政治力量”[2]。在现代化进程中，政党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2023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以“现代化道路：政党的责任”为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面对一系列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3]尤其在后发国家，政党引领现代化的责任更为重大。 “后发国家”主要是指二战后面临现代化建设任务的新独立的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从世界历史来看，部分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长期主宰政坛和发挥领导作用的“主导政党”，它们建立基本秩序、推动生产力发展、营造稳定环境，不同程度地左右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向，有的甚至成为影响国家现代化成败的核心力量和关键因素。因此，从比较视野出发，研究世界范围内政党推进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主要类型和重要启示，有助于深化对现代化发展规律、政党执政规律和国家建设规律的认识。 一、内在逻辑：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何以可能 “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世界政党数量繁多、类型多样，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阶级基础、价值追求和政治主张，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也各不相同。”[4]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先发国家现代化存在“社会中心主义”①和“国家中心主义”②两种主导范式。然而，与先发国家存在极大差异的是：后发国家的基本国情与内外环境、政党具备的条件与禀赋以及赶超现代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最终使“政党中心主义”成为主导现代化进程的新范式，即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后发国家现代化征程中，政党引领成为重要的现实选项。 (一)后发国家独特的国情呼唤“政党中心主义”的出场 与欧美等先发国家不同，二战结束之初，后发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且普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国内态势和国际环境。从国内层面看，当时的多数后发国家仍以自然经济或传统经济为主，生产力水平落后，经济发展程度低下，政治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水平十分不足，且因为部族、地域、宗教等历史和现实因素导致严重分化和碎片化的政治格局，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呈现出“一盘散沙”和“整体弥散”的典型特征，与成熟的现代国家和社会形态距离甚远。从国际层面看，历史上先发国家以武力和资本为后盾进行全球殖民扩张，将广大亚非拉国家纳入其殖民体系中，不仅蚕食和肢解其领土，控制其国家政权和扶植傀儡政府，还大肆开展经济殖民和文化渗透，将其民众作为奴役对象，这些国家和民族“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十分突出，必须奋起在绝境中寻找生存与实现现代化的出路。 在此背景下，以英美为代表的“社会中心主义”现代化范式(主张社会为变革的力量来源)和以德日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现代化范式(强调国家权力的能动性)[5]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遭遇水土不服和现实尴尬。因为，“社会中心主义”范式难以在后发国家找到支撑现代化的多元的社会力量、充足的社会资本和完善的商业机制，而“国家中心主义”范式所依赖的强有力的国家权威和社会控制能力在后发国家亦付之阙如。所以，在后发国家仁人志士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中，经过屡屡受挫、不断求索，最终找到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和组织依托——现代政党。现代政党的出场，作为一种崭新的组织形态和政治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后发国家社会整合、政治失序和群众动员等诸多难题，是应对严峻内外环境的组织保障，将民众重新组织和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引领，在其他力量推动后发国家现代化普遍乏力时展示出独有优势和成效。以政党为中心引领现代化遂成为后发国家的现实选项，而“社会中心力量的存在及其转换”[6]从客观上为理解后发国家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方法。 (二)政党具备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天然优势 西方政党是成熟民族国家的内部产物，是“执行表达功能的表达工具”[7]，其政策形成主要是服务于赢得选举。与先发国家政权体系内产生的竞选型政党不同，后发国家通常是具有突出的现代化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政党，在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实践以及不同力量的激烈竞争和残酷淘汰后，成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引领者。这些政党“以吸引人们归依并信奉其理念”为目的[8]，产生于国家政治失序和治理失败的环境中，具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远大的政治抱负、高超的斗争本领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往往通过革命等一系列手段夺取和持有政权，不仅成为“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9]，甚至作为“半国家机构”或“准国家机构”[10]，对后发国家进行系统性重构，彻底改变其政治结构和政权结构，继而推动现代化建设。 一般而言，“强政党通常是与弱国家相连的”[11]。首先，后发国家政党作为不容于现有政权体系的“异质性”政治力量，难以容忍国家的衰败局面、局部改良的渐进路线和徘徊龟速的发展路径，他们将当权者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阻碍和羁绊加以消除，且不易与当权者妥协和合作，具有实现国家整体性、革命性、彻底性变革的宏伟目标和强大动力，在目标实现和手段措施上具有鲜明的实干特色。其次，因为其生存环境的恶劣和斗争形势的严峻，这些政党具有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严密组织网络，能够使自身的“神经末梢”有效渗透进社会肌体开展强有力的组织动员和政治动员。正如列宁所言，“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12]。这种组织特征不仅有利于实现政权更迭，也有利于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将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再次，后发国家政党夺取政权后建立的新兴体制，使国家现代化逻辑与政党自身现代化逻辑高度契合，以政党的先进性、革命性引领国家现代化，以国家现代化促使政党持续保持自我变革的精神和动力，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彼此促进、交融升华；同时，后发国家政党建立的新政权对国家旧政党制度的结构性改造和重塑，避免了先发国家普遍上演的党际内耗和施政延宕，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更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投入赶超现代化的事业中，某种程度上加快了现代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