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这一观点旨在描述与分析中国政治学(中国政治研究)①近年来的发展走向。本文将“内在转向”理解为“何为中国”的政治学回应，其核心是“中国”作为分析性概念的方法论意义，它为中国政治学找到了自己的根脉与灵魂，引导中国政治学再出发。本文希望借此为中国政治学的提问方式、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建立雏形，建构中国政治学的学科框架与知识地图。 “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基于两个学术判断。第一，“没有中国”的中国政治学史。“没有中国”并不表示中国研究缺位，也不否定百年来中国政治学者的艰苦探索与丰硕成果，而是认为：中国政治学使用的概念、理论与分析视角多是西方的，将西方经验视为比较政治学的普遍性范式，中国是西方政治学的中国研究分支或领域，而非以中国为本位、将中国作为自主对象的政治学，这是“中国的”政治学而非“中国”政治学。这就像沟口雄三批判日本的中国学研究那样，将“中国日本化”“亚洲欧洲化”而没有“中国”与“亚洲”。②第二，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建制性概念”的大量涌现。③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的新进展在于，“从模式套嵌转向本土研究、从病理分析转向生理分析、从西方话语的搬运工转向理论建构的探索者”，④此进展的直接表征便是一系列“建制性概念”的涌现。“建制性概念”是一种比较性指称，即相对以往借用外来概念，通过比附、修正甚至反对才能解释自身的概念，建制性概念更多地直面本土经验，是从本土材料中概括、抽象或演绎出来的概念，假如说前者是比附或否定性的(比如“中国不是……”)，而建制性概念则是正面的、建设性的(“中国是……”)。因此，从方法论上说，这些建制性概念是“何为中国”或“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的认识论的发展结果。这些建制性概念，既有着眼于历史中国形态(如“天下体系”“儒法国家”“文教国家”“大一统”)、当下政治权力结构(如“党治国家”“责任国家”“使命型政党”)及其运作(“会议政治”“小组政治”“项目制”)的描述与解释，也有对中国政治的社会基础(如“家户制”“韧性小农”)的描述与解释，更有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论”(如“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的自觉反思与明确运用。这些建制性概念并非一种口号式呼吁，也不再是个别研究成果的点状散布，而已经是一种整体态势：将“中国”作为分析性概念使用，形成解释性政治知识。这种整体态势及其气象，使我们断言，中国政治学发生了有别于既往全盘西化的“内在转向”。⑤ 中国政治学是一门复合性政治知识，其上位概念是“政治学”或“比较政治学”，即一套人类共享的政治知识。政治形态的古今之别决定着政治知识有传统与现代之分，作为不同地域对现代政治的知识性回应，政治知识亦有中西之别，故而，现代中国政治学既是对现代/世界的知识建构，同时也是传统政治知识的选择性继承与复兴。这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四个分析维度：根本性的比较分析、古今之间的历史分析、本土经验分析和共同体关系分析。这四者在当前建制性概念中均有反映，同时也规制着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分析机制、理论建构以及走向国际社会科学的论证取向。 本文是两种思维方式的辩证：一方面，它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进展的观察与概括，遵循归纳的逻辑；另一方面，它试图建构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结构，从四个维度界定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指向，并指出中国政治学未来发展的若干重要命题，显示演绎的逻辑。史论结合的评论方式决定着对近年来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的经验观察和概括，更多遵循归纳与列举的逻辑，故而在文字篇幅上并不对等，而“内在转向”的延伸性评论则从演绎角度指出中国政治学再出发与国际社会科学化应当处理的若干重要议题。上述思路构成了本文的写作线索。 一、内在转向的含义及其表现 回看百年中国政治学史，经历了从全盘西化、本土化论争到新时代政治经验的理论建构的过程，从步趋西方、缺乏“中国本位”的知识创造，到提出中国政治学之所以是“中国”的问题意识。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是对当前中国政治学建制性概念及其研究态势的观察与判断，即中国政治学在比较分析与经验分析的基础上，转向中国内在的知识资源与理论解释，其核心是中国本位方法论的建构。这一部分，将通过对建制性概念的梳理，分析内在转向的含义及其表现。 (一)“内在转向”的含义 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有三层含义。第一，在中国政治研究层面，从对西方政治学的取经与亦步亦趋，逐渐走向对中国的内在思考，建立起以中国为坐标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第二，在目标与取向上，从现代/世界出发，充分挖掘与再解释和现代/世界政治相关的传统资源，是“内在转向”(Inner Turn)而不是“转向内在”(Turning Inward)；第三，在知识体系上，从传统政治史的弄清史实与哲学的演绎内省，走向以分析和中层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与概念提炼。作为知识生产的结果，中国政治学将成为欧美政治学的竞争性范式，互补而非取代，共同建构国际社会科学与现代/世界政治学的知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