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必然以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知识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而政治作为人类的实践行为，又具有典型的个体性、独特性和可能性的特点，这就使政治学具有明显的实践特性。一方面，两者之间显然存在某种不可消除的张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张力又恰恰是政治学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因为政治学只有立足于其实践特性，直面现实、通过各种比较研究、发现并解决特定时空出现的独特的政治问题、探讨克服政治挑战和困境的可能，方可提供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知识。另外，政治学在需要区分价值问题和事实问题的同时，也理应对价值问题的探讨保持开放，因为价值恰恰是连接政治中的可能与现实的桥梁。 一、政治学研究的实践特性 政治学研究向来具有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种形式。理论研究从概念定义和条件设定出发，基本上根据逻辑规则进行推演，因而是一种演绎性的研究，典型的代表就是霍布斯(Hobbes)《利维坦》中提出的自然状态与社会契约理论。政治哲学基本采用理论研究的方法，比如康德(Kant)关于人的自由的理论、黑格尔(Hegel)关于个人、市民社会与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还有当代罗尔斯(Rawls)的正义理论都属于这种情况。理论研究在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一方面是对经验研究的发现进行普遍化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发现和阐释政治价值的重要形式。为行文方便，我们采用流行的说法，把理论部分的政治学称为政治哲学，而把经验部分的政治学称为政治科学。 经验研究则是对各类政治实践的描述、梳理和总结，其目标是发现基本的政治规律或者政治原则，因而是一种归纳性的研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最早开展了系统性的政治学经验研究。他对古希腊城邦政体的归纳分类，就建立在对一百多个城邦的政体(宪法)及其历史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①。近代政治学家中经验研究的典型代表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他对政治史上和政治现实中权力和利益的作用与影响的分析，对“应然”与“实然”的区分，使他成为近代政治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现代所谓的政治科学，从主体上说都属于经验研究，以区别于作为理论和规范研究的“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虽然看上去存在明显的区别，但实际上又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首先，理论研究需要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即能够得到经验的验证；而经验研究则需要通过对经验的抽象和概念化，上升为一般性的理论。这实际上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政治学也不例外。当然，政治学作为一种以人及其行动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方面还有一些不同于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学(物理学同样可以分为理论部分和实验部分)的特征。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划分为理论科学、制作科学和实践科学三个大类，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属性：理论科学仅涉及纯粹的思想活动，不直接作用于任何实际的外部对象，如数学和逻辑学；制作科学关注的是人对外部对象施以改变的行为，如造船、建筑等；实践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即实践(praxis)，如政治与教育。实践的突出特性在于，在其过程中，不仅行为的对象，而且行为的主体本身也会发生某种变化②。一般而言，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因为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所以显然都属于实践科学。 关注实践主体即人本身通过实践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是实践科学不同于其他两类科学的基本特征，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这类学科的“实践特性”。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养成公民的实践能力和实践智慧③，是政治实践(包括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政治学首先必须关注的基本内容之一④。从狄尔泰(Dilthey)开始的德国近代解释学派则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实践特性称为对人以及人类社会的“理解(Verstehen)”。狄尔泰指出：“所有涉及人类事务的领域都与理解有关。理解不同于认识，因为它需要参与到生活中去，只有基于生活方可获得。对于关切人类事务的人来说，生活是其重要的对象，亦是其主要的手段。”⑤他甚至认为：“我们拥有的唯一的、全部的实事来自内部的经验，来自对他人相应的理解。这一实事构成了人文科学认识论最基本的部分。”⑥哈贝马斯对狄尔泰相关的思想进行过如下总结：社会科学对人类生活的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对自然对象的“认识”，它是主体间的一种“理解”；“理解”的基本特点，就是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必然存在相互影响；因为社会科学必须从某种预先给定的社会联系出发，而且研究者又与其面对的事实保持着内在的关联，同时事实上会受到他所处的社会整体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只有采取参与者的立场才能找到进入文化历史世界的途径。极而言之，社会科学所理解的恰恰就是它自身所创造的东西⑦。 因此也可以认为，社会科学类似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社会科学常常会面对，甚至追求因其本身的发现或者创造而导致的人与社会的变化。这样，政治学的发现就不仅有需要通过经验验证的一面，也有在实践中改造经验甚至创造新经验的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发现的政治规律指导了未来的实践，减少了人们在政治中出现失误的可能性，或者提高了政治行动的效率、降低了政治中的代价和成本，像科层制公务员系统的采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政治哲学创造的价值为人们提供了更崇高、更合理的目标，从而改造了人们的实践，像奴隶制的废除、酷刑的取消、基本人权在全世界的普及均属此类。 其次，从根本说，任何一种政治哲学的研究无论多么高深抽象，实际上都具有其实践和经验的基础，都是研究者对其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或者挑战的回应。政治哲学中从来不存在完全脱离时代、脱离现实的理论，一切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造实际上都是为了满足“当时”“当地”的实践需要。因此即便是像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那么伟大的思想家，也不可能超越他们所处的城邦世界去思考政治问题。尽管当时在希腊近邻就有庞大帝国的存在，比如波斯与埃及，但帝国并非他们思考的重点，亦非他们的兴趣所在，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帝国这种政治组织方式根本就不出于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