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23)05-0108-09 一、返城 1968年，阿城告别了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来到山西插队。十一年间，他辗转山西、内蒙古、云南，直到1979年才回到故乡。在新时期的起点，阿城不是没有为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挣扎过、奋斗过。即使不能回京，留在昆明也是良愿。如阿城的母亲张子芳讲述，回京以前的阿城喜欢画画，想在昆明美术办公室工作，“业务上没问题，也因父亲是右派，不予录取。”[1] 在阿城刚下放山西插队之时，便有同伴告诫道，“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得是刺。”[2]3阿城的七十年代行旅始终伴随着家庭出身的阴影，而流转边地的插队生涯则加剧了阿城的弃民之感。与阿城一同插队的同伴认为，迁至云南的知青朝夕相对刀耕火种的边疆地带，心理震荡要大于其他地方。此外，云南兵团隶属昆明军区建制，这使云南知青的管理制度具有较强的军事化色彩。便知阿城的云南时期并非全如回忆文字中的天真诗意。 右派家庭的出身，使阿城无论插队、返城，还是谋求工作、安顿身心，无不困难重重。在被“寻根”批评赋魅的道家风度背后，是一个为自己的身世愤怒、憎恶的青年阿城。[3]348-3501978年，全国性的“知青大返城”运动由云南发轫，阿城也参与了云南省内的知青罢工运动。[4]350据知青同伴回忆，阿城曾为云南知青“北上请愿”的总指挥丁惠民出谋划策。[5]终于回城，阿城恍兮惚兮，“站在北京，痴楞楞竟觉得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6]返城之后，阿城先协助父亲编写《电影美学》，或于北大、清华、北师大等高校旁听。阿城说之所以放弃高考，是因为看到大哥受家庭成分拖累，成绩很好仍只能被陕西农学院录取。[7]203-205 返城之后，“生计”成为阿城新时期的头等难题。阿城承认，自己“七九年才从乡下山沟里回到北京，忙于生计，无暇它顾。”[8]134这时候，“慌慌张张看电影”是阿城混乱生活中少有的乐趣。[3]95-107阿城先做了一段时间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工人，其后改为《世界图书》编辑。1984年，阿城第一次到香港参加图书展览，在几十个人的代表团中难以自处。同行者多是“全国中央一级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阿城虽然已经通过写小说成名，身份却是隶属于街道办事处的“社会闲散劳力”。[9] 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吹响，给许多城市中的待业青年带来了改易命运的曙光。阿城决定从《世界图书》退职，开公司，“透口气”而为“个体户”。[8]21退职后，阿城找到栗宪庭和芒克，一同创办了东方造型艺术中心，自己担任经理一职。公司曾经邀请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的画家曹力，为秦皇岛市设计地标性建筑的凤凰主题大型雕塑，但最终没能被采纳。据芒克回忆，经营活动并不成功，公司终于被阿城解散。[10]多年后阿城未免慨叹：“如果我们能赚到钱的话，可能是老天爷一时糊涂”。[11]49阿城的经营活动也是为资助自己的文学志业。他幻想道，“个体户”身份也许“一面可以仍旧做自己的事，一面可以在缝隙中解决生计”。[12]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的经营活动对于体制外青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如阿城记忆中的北岛还开过贩带鱼的公司，阿城自己还做过广告摄影技术研究开发部经理，但这些尝试无不以失败告终。 1986年，编辑赵玫两次来到阿城家中索稿未果。阿城苦恼地表示：“靠写小说挣钱是一件极苦的差事”，“但人没有钱就不能生存”。与八十年代的王朔仿佛，阿城也曾从事具体的经营活动，无奈屡战屡败，才不得不转入“绘画、设计封面、弄弄电影文学脚本、摄制组伙计”之类的工作。[13]朱伟的回忆也显示了阿城混乱的生计活动。据他追述，1984年阿城与贵州的画家尹光中切磋土陶烧制，与南京画家朱新建交流画艺，还参加过1985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的高行健话剧《野人》的舞美设计。1985年下半年，阿城开始“被滕文骥、谢晋拉去写剧本”。[14]体制外的作家身份解决不了阿城的生计问题。在为《作家》杂志1984年第11期写作的《小传》中，阿城自嘲道：写小说只是一种谋生的“手艺”，作家也只是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3]390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是典型的科层社会。阿城的右派家庭出身、边地插队经历，使他在地理上难于由云南返京，在社会—职业层面更难以顺利进入新时期。钟惦棐1957年因《电影的锣鼓》一文被划为电影界的头号右派，[15]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使一家人长期处于政治伤痕之中。从1957年开始，阿城的母亲以一人收入支持家中九口人的生计，成年之后，阿城仍然难以想象母亲的艰辛。[16]少年阿城家境艰难，“连花五角钱的梦也做不出”。[17]谈及自己六十年代的童年经历，阿城沉浸于创伤无法治愈的憎恶情绪之中。父亲钟惦棐的右派生涯使阿城敏感于权力关系：“我七八岁的时候，由于家中父亲的政治变故，于是失去了一些资格，六六年不要说参加红卫兵，连参加‘红外围’的资格都没有。”[8]16阿城自认从七八岁起就“处于进退不得”的境地，[8]21读初中时即有了弃民意识。阿城的家庭成员，除了大哥钟里满，均未见容于单位体制。①据杨肖披露，阿城私学于画家李宗津(1949年后，先后为中央美院油画系教授、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教授兼教研组长)，插队期间回京探亲亦曾拜访；[7]52李宗津在右派身份尚未平反的1977年自杀，[18]对阿城或有影响。在回答李洋的提问时，阿城认为伤痕文学带有体制内平反、和解的因素，自己并不从属于利益集团，也就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伤痕文学，足见阿城对六七十年代创伤的怨恨之深。[19] 终于逃离了度日如年的云南，也靠《棋王》在文坛中打开了一条道路，但阿城始终未能获得稳定的职业身份。事隔多年，阿城对记者追述自己出国的动机：他以为自己插队十多年以后，在北京已然没有了“社会关系”，在国内没有需要留恋的体制内身份。[4]337出身于高知家庭的阿城，返城之后却还是疲于奔命，“跑来跑去为稻粱谋”。[20]1986年前的北京时期对阿城是一场噩梦，多年以后仍然难以平息孤愤：“这个城市就是容不下你。你十多年不在这个城里，没有人脉，哪去找工作?我一个快30岁的人，什么都没有，在父母家搭个行军床，每个月还要父母给你一块钱两块钱零花钱。耻辱啊!你在这个城市耻辱感特别强，因为你不能独立。音乐绘画小说诗歌，解决的不是安身问题。整天聊天，那是二流子。到美国去，我一看，这地方好，打工不必认识人，好活。”[21]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掀起了出国潮，对挣扎在“耻辱感”中的阿城而言，出国成了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