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23)-142-10 DOI：10.13399/j.cnki.zgwxyj.2023.04.018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创刊于1960年，最初是由伦敦“文化自由协会”组织主办，1968年转交给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承办至今，是海外第一份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刊物，亦是海外英语世界学者发表有关当代中国研究成果的主要英文刊物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语世界中处于该领域学术垄断地位[1](P108)。截至2022年底，该刊共发行252期。它已经成为学界观察英语世界当代“中国学”的重要窗口①，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 《中国季刊》创刊主编是英国知名汉学家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他和美国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的推动下，1962年在英国牛津举办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学”学术研讨会，十余篇会议论文集中探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发表在次年《中国季刊》第13期，该期也被称为“中国共产主义文学专刊”(以下简称“专刊”)。此次研讨会和“专刊”亦被同时期中国学术期刊予以及时报道[2](P39)。这在当时冷战背景下显得难能可贵。此外，其他学者研究“十七年文学”的重要论文相继在《中国季刊》发表。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尚无对这个重要期刊有关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本文通过对《中国季刊》六十余年发表的所有关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文献作为再解读的对象，以期发现和讨论其中的重要学术话语和理论命题。 一、重构与解构：“十七年小说”英雄形象塑造剖析 中国当代“十七年小说”着力塑造典型的英雄人物形象。《中国季刊》对这些英雄形象的研究具有建构和解构的双重功能。主要研究者有夏济安[3](P113-138)、李祁[4](P139-157)、王德威和白芝等。他们着重剖析了《青春之歌》《红日》和《新儿女英雄传》等小说的英雄叙事的特点及当代价值。 夏济安通过对《青春之歌》《红日》两部堪称“红色经典”的长篇小说的英雄叙事及英雄崇拜原因的分析，发现这些小说塑造的英雄形象与美国“周日漫画”式②的英雄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具有强壮的体格和男子汉气概，对朋友忠诚，对敌人凶猛，对弱者仁慈，面对危险时表现异常冷静，有无私献身的觉悟。《青春之歌》的主人公们多具坚定的信念、坚毅的性格，在政治信仰指引下说话和办事均符合组织的要求，而且会及时承认错误并加以改正；他们对恋爱对象的选择极其严肃，不易被爱情冲昏头脑。这些特征是美国式英雄形象所不具备的，体现出鲜明的当代中国式英雄形象的特色。这是对“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英雄形象的肯定和重构。 文学研究不仅是重构文本，而且是在分析中实现对文学应然的艺术性和真实性的解构。基于这一理念，夏济安揭示了潜藏在这些经典小说中的逻辑裂隙与审美危机。他认为，这些小说缺乏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的塑造，多数正面人物是“扁平的”，因而带有严重的审美危机。如《青春之歌》中的每个优秀共产党人似乎都很神秘，其形象趋同，导致小说人物形象，如卢嘉川和江华，缺乏辨识度。小说试图表达小资产阶级追求革命真谛的艰辛探索和浪漫女性对英雄人物的向往追求的双重主题，有时这两个主题是相辅相成的；但有时这两个主题是矛盾的，因为女主人公林道静对英雄主义的崇拜可能会破坏对革命的追求。夏济安发现，这种矛盾在小说中最初表现为卢嘉川对林的提问：“你过去东奔西跑……是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呢?还是为满足你的幻想——英雄式的幻想，为逃避你现在平凡的生活?”[5](P116)直到林被捕入狱，在写给卢的信中她依然沉醉于个人英雄主义里。她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理解始终让读者们感到疑惑，她与卢嘉川和江华的两段恋情都似乎不假思索，好在他们都是经得住考验的党员。但令人唏嘘的是林的挚友王晓燕和戴愉的失败交往。作为革命叛徒的戴愉，曾一度迷惑了王晓燕。虽然结局是叛徒受到了惩治，但一个女人是否有能力在浪漫的爱情冲击下判断一个革命者的好坏?王晓燕的遇人不淑如果降临到林道静头上，她是否有能力去辨识?由此夏济安发现，作者杨沫已困于自己所构建的小说结构中，其英雄形象塑造都过于神秘和模糊，而且“英雄人物”(Hero)与“反面人物”(Villain)变得难以辨别。其结果就是让满怀激情的年轻革命者无法辨识忠奸，陷入盲目的英雄崇拜。夏济安由此在研究中总结出关于当代中国红色文学的解析模式，即年轻女性/成熟男性、浪漫幻想/革命担当、个人理想/民族解放等多重维度所构成的经典小说叙述模式。他的研究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贺桂梅对“林道静式”的迷茫所做的补充性新阐释提供了启示。林道静对于真理与解放的渴望，让她与革命者之间有了“天然的”联系，尽管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想主义的浪漫和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轻狂[6](P203-204)。 相比《青春之歌》的两大主题，夏济安认为红色经典《红日》的主题较为单一，就是英雄的复仇。小说节奏明快、含义直白，与《青春之歌》充满幻想和神秘朦胧的风格截然不同。夏济安在讨论《红日》时，采取了双重比较的方法，即今古比较与中西比较。首先，他把《红日》中的张灵甫形象与古代的悲情英雄项羽和关羽进行比较，并充分肯定了《红日》并没有将反面人物简单脸谱化处理，如对张灵甫形象的塑造，其自大轻狂并没有遮蔽其军事指挥上的才能，他的覆灭甚至让人感到惋惜。但在总体上他仍认为《红日》的英雄主义表现形式比较肤浅。其次，他将《红日》(1958)与19世纪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的《白鲸记》(Moby Dick，1851)进行了比较。《白鲸记》中的水手实玛利对亚哈这一英雄船长的钦佩、对未知前途的迷茫、对白鲸灵魂中的恐惧及追随船长捕杀白鲸时的内心呈现，均成功地将读者带入这个主人公的内心世界[7]。在夏济安看来这是“狂野的、神秘的、充满同情的情感”，因而这是一部成功的英雄主义小说范本。而这恰恰是《红日》所欠缺的，作者吴强塑造战斗英雄很少描写周围人的内心感受。夏济安直言，《红日》结尾描写的场景虽然壮观，但像是一组巨型纪念雕塑，给读者冰冷遥远的感觉，其旨在以恢弘的象征符号来为小说实现英雄主义的升华。其过于庞杂的英雄人物群像由于缺乏鲜明的个体特征，同样存在读者对其很难有效辨识的问题，致使《红日》及其英雄主义变得乏味。王德威也曾评价《红日》过多的人物出场是对英雄主义的夸张模仿，体现出国家话语权对文学中英雄主义的再定义与再规范[8](P43)。在夏济安发表关于《红日》的论文约四十年之后，中国学者通过确立《红日》的史诗性、本质性、深刻性追求，力图确立《红日》在十七年文学中的地位。如程光炜认为，《红日》对“宏大叙事”“史诗性”的追求，是中国革命确立自己历史合理性的主要策略之一，它不以历史的“丰富性”而是以能否揭示历史的“本质性”来创作[9](P23-24)。宋炳辉认为：“《红日》则以它独特的风貌，为中国现代战争文学增添了实力。它不仅在表现现代革命战争的深刻和广泛性上取得了超过以往战争小说的成就，而且还为之后近二十年的中国战争小说所不能企及。”[10](P129)如果将《青春之歌》《红日》等红色经典的海内外相关研究置于“汉学主义”场域下，“他者”自带的差异性及其与“自我”的对话性便会凸显[11](P111-112)。正是《中国季刊》研究成果的这种差异性，不但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十七年文学的再解读提供了借鉴，而且使得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产生了一种基于差异性或他者性而来的对话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