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运动的发展脉络可以从报刊起落更迭中管窥一二。从《诗朵》(昆南、卢因、蔡炎培、王无邪、叶维廉等创办，1955.8-1955.9)到《文艺新潮》(马朗主编，1956.2.18-1959.5.1)，到《新思潮》(昆南、王无邪、叶维廉主编，1959.5.1-1960.6.1)，再到《香港时报·浅水湾》(刘以鬯主编，1960.2.15-1962.6.30)以及《好望角》(昆南、李英豪主编，1963.3.1-1963.12.10)。这些刊物均以译介现代文艺与刊载原创作品而著称，且有不少战后青年的文学成长轨迹恰恰与之叠合。昆南，作为上述刊物的发起人或参与者，曾赞誉《文艺新潮》乃“香港文坛的一座矗立不倒的里程碑。它出现后，五四运动的‘幽灵’不得不匿在一角，因为它带领大家首次认识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世界文坛的面目……对于近十年来中国文化影响之巨大，是难以臆断的。至少，台港地区的各新锐诗人们都承认会受《文艺新潮》的感召”。①因十分痛心于《文艺新潮》的停滞，1958年12月，昆南与王无邪、叶维廉创立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创办《新思潮》《好望角》。《新思潮》由昆南与卢因、王无邪创办，昆南负责每期编务，靠三人节省下来的稿费拼凑维持，仅维持几期。②《好望角》维持了十三期，增加了大量中国台湾作家、港台画家、影评人的作品。不过，它所针对的仍然是香港报刊文艺综合版“厚古薄今”的保守风气——“对于近世纪五十年来的世界文艺思潮一直没有系统地评介过。”③从《文艺新潮》到《新思潮》再到《好望角》，这类刊物始终关注世界文坛的动向。 上述刊物接力赛式的维系体现了香港现代主义文艺的薪火相传；其根源在于马朗、昆南等青年对于文学有着卓然独立的抱负。马朗，持“在文学上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从艺术上建立理想的乐园”为刊物意旨④。昆南，对文学有着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和顾炎武“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式的抱负。⑤正如《新思潮》的创刊词所言，“我们作为新一代的人，必然感到环境的鞭策，前途的彷徨，思想的空白，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新旧两代的距离与不了解以及家国之爱。我们感到同样的苦闷，但我们必求冲破这个苦闷，必求所有新一代的人冲破这苦闷。”⑥民族国家的关怀、世界文艺的共振，以及时代苦闷的突围，成为这群青年投身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内在驱动力。 既有研究多着眼于《文艺新潮》，⑦较少关注《诗朵》《新思潮》《好望角》；研究问题侧重于翻译了什么，较少讨论翻译何为的问题。本文从马朗与昆南入手，以其创办的刊物为线索，探索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在香港的翻译、接受与再生。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世界文学”理论有活跃而广泛的讨论，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性学说包括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弗朗哥·莫莱蒂的“远距离阅读”与形态学的比较方法、艾米丽·阿普特的“不可译”与“修复性翻译”，以及大卫·达姆罗什的“流通说”等。其中，达姆罗什从流通的角度界定世界文学的概念：“1.世界文学是对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2.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作品。3.世界文学不是一套文本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超越我们的时空与世界交流的方式。”⑧ 本文在“流通说”的基础上，从本土与域外文学运动的“交接面”入手，探讨域外译介与本土批评及创作的错综关系。如果我们将世界文学看作本地与世界连接与交流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连接”本身如同一面镜子，既能让我们反观本土文学进程所不易自察的种种盲点，也可以提供海外学者构建“世界文学”理论时所未必顾及的地方特质。无论是诗朵同人、新潮社，还是现代文学美学协会，都以刊物为平台，构建起各自的世界文学版图，并在此大背景中凸显出自身文学追求的意义。这亦是一种置身世界、表达立场、反顾自我的文学身份构建。下文首先通过辑录译介篇目，概述从《文艺思潮》到《好望角》所建构的“世界文学”谱系，重现他们以何种“世界”文学为镜像。其次以英美现代诗为例，以《文艺思潮》的“英美现代诗歌特辑”(以下简称“特辑”)与《好望角》的“William Carlos Williams纪念专辑”(以下简称“威廉斯纪念专辑”)、“E.E.Cummings特辑”(以下简称“甘明斯特辑”)为线索，通过比较同一位诗人在不同刊物的译介状况，探讨域外文学与本土文化间的“接触地带”问题。一方面，通过回译篇目、廓清来源与翻译策略，发掘其背后的文学取向与现实关怀。另一方面，通过梳理这些专辑的关系，发掘《好望角》对于《文艺新潮》的承继与新变。本文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的健将对于英美现代诗的翻译与接受，呈现出多层累积的深化，也共享着跨语境传达诗性的普遍难题。他们以翻译、评论与创作为方式，在世界现代主义思潮的视野中来想象、认知与建构自身，并为这一思潮提供了独特的香港经验。 一、揽镜自照：“世界”文学的取向 《文艺新潮》的译介在文学类型和区域分布上相当多元，体量大且具有现代色彩。他们的翻译旨在拆除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现代文学近十年来的藩篱，在组织专辑时着眼于20世纪并力求形成系统。比如，《文艺新潮》于第1卷第3期刊载了“特辑之一：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世界文坛”，第1卷第4期推出“法国文学专号”，第1卷第7、8期推出“英美现代诗特辑”，第1卷第10期推出“意大利现代小说特辑”，第2卷第1期推出“D.H.劳伦斯小说特辑”。其中，“特辑之一：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世界文坛”，由方荻撰写英美方面；罗谬(杨际光)撰写法国与荷兰；孟白兰(马朗)撰写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云撰写西德、挪威、瑞典、丹麦；齐桓(孙述宪)撰写土耳其、巴基斯坦；唐舟撰写埃及、印度的文坛介绍。在新潮社同人看来，战后十年，华语文坛与世界文坛相隔膜，自己的视听被蒙蔽。⑨在战后外国现代文艺思潮中，新潮社同人往往对欧美现代主义与日本的新感觉派和唯美主义等情有独钟。欧美文学的译介侧重于英美现代诗及法国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作品。《文艺新潮》于第1卷第2期刊登了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作、东方仪译的《食蓼之虫》。从此，新潮社拉开了与日本文坛交流的序幕。该刊第1卷第5期刊载了井上靖作、东方仪译的《猎枪》，第1卷第10期刊载了横光利一作、东方仪译的8万字长篇小说《寝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