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向上远溯至晚清，即便从1917年文学革命开始算起，中国现代文学也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因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樊骏就充满自信地宣告：“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进而呼吁：“我们的每一步前进，每一个突破，都面临着理论准备的考验。任何超越与深入，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引与支撑。”①樊骏热切呼唤研究者以自觉的理论准备去积极推进现代文学研究的成熟，解志熙则倡议通过“古典化”的研究进路以助推学科的成熟：“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有意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批评性的激情、当代性的兴趣和主体性的发挥——也就是‘古典化’一些，倒可能有助于学科的成熟。”② 时隔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如果以学科成熟的尺度检视近些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论是研究队伍的雄厚、研究领域的广博，还是研究理论的多样与研究视野的宏阔，的确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富而成熟的研究成果。当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来的这种多元化与成熟化的研究局面，或得益于范式转换与理论创新所激发的问题意识的烛照，或受惠于不同学科之间的碰撞与整合，而究其根本，则更得益于扎实精勤的现代文学文献的发掘与辑考。 一、现代报纸副刊：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史料空间 只要稍加回顾近二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便可以相当清晰地感受到文献史料问题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不断深化、拓展与成熟的一个重要推手。2003年底在清华大学率先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初步达成研究共识，这次具有开创意义的会议提醒学界同行，搜集和整理现代文学文献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是每个现代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会者一致认为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整理和刊布，不仅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也意味着学术创新的孕育和发动③。此后，一些高校与研究机构不断跟进与持续发力，进一步强化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意识。如2006年9月在河南大学召开的“史料问题与百年中国文学转捩点学术研讨会”，2009年11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一系列的史料会议逐渐引导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风气，学界日渐清醒地认识到：新史料的发现不但能够拓展新的研究疆域，推动作家、作品研究的新突破，而且也为文学史上某些疑难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机遇与可能。的确如此，现代文学在版本研究、校勘研究、报刊研究、文献辑佚与整理等多方面所展开的具有“古典化”品格的研究进路，无疑都是史料与文献催生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近二十年来的研究表明，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仍然是学术研究应该遵循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预流”之路：“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④ 近二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史料的重视以及对报刊研究的推崇，不仅是研究者重回历史现场、鲜活地感受历史氛围的需要，同时也蕴含着研究者试图以发掘新材料而研求新问题的创新期待。刘涛的《民国报纸副刊与作家佚文辑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正是这一学术研究风气重塑的代表性成果。早在十年前，他的《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就在学界刊布，作为借助“边缘报刊”的发掘以打捞现代文学史料的重要研究成果，因其搜罗广、质量高与考释精引起了学界相当广泛的关注。 《民国报纸副刊与作家佚文辑考》仍然延续了《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所遵循的治学路径，该书主要聚焦于民国报纸副刊，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辛苦爬梳，孜孜硁硁地着眼于现代作家佚文的考订、校勘与阐释，挖掘出现代作家的大量佚文，广泛涉及鲁迅、周作人、冰心、郭沫若、曹禺、丁玲、胡风、朱自清、郑振铎、俞平伯、成仿吾等经典作家。这些新史料的发现，不仅弥补了作家全集编纂的遗珠之憾，深化与推进了相关作家研究，而且对于推动现代文学文献由期刊辑佚向报纸辑佚的发展，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学界对现代报纸副刊的关注由来已久，也产生了一批相当扎实可喜的研究成果，仅学术研究专著就有《〈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刘淑玲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沈从文与〈大公报〉》(杜素娟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以〈晨报副刊〉为例》(张涛甫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打开历史的尘封——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研究》(郭武群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晨报副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岳亮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版)、《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研究》(员怒华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廖华力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等。这些研究成果往往关注那些民国时期影响巨大、相对重要的著名副刊，如《申报·自由谈》《晨报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京报副刊》等。正如李扬所言，文艺副刊与图书出版、文学期刊等共同支撑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平台，“不了解文艺副刊的发生、发展，很难说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了充分而又深入的研究。”⑤令人惊喜的是，李扬主编的《民国时期报纸文艺副刊汇编》大型史料文献工程已经竣工出版，这对于中国代文学研究来说无疑是喜讯。这些文献的汇编整理必将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域和研究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