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学院有何不同？　　

      DOI：10.16750/j.adge.2023.10.010

      辨析“大学”(university)与“学院”(college)有何不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贯彻教育部关于高校命名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办学层次、规模、类型、学科类别、教学科研水平、隶属关系、所在地等确定名称”，使得校名更好地名实相符、准确规范[1]，对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和高校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但对此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一度流行的“美国高校从不更名”“美国大学与学院没什么不同”等说法给人印象深刻、影响很大。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和厘清认识。如果将问题进一步细化为美国的现代大学与传统学院有何不同？或者说，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与文理学院有何不同？美国的博士学位授予大学与初级学院、社区学院有何不同？或许讨论的指向性和针对性会更强，也会少一些纠结和困惑。所有类型的高校都具有高等教育的共性，但也都拥有自身的特征，构成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复杂性、综合性”[2]292。美国的大学与学院在社会捐赠、专家教授、教学方法、专业学院、课程体系、学科专业、校园设施、学术事业等多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实质性差异[3]122-125，本文主要从美国研究生教育、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的传承创新与变革进步展开讨论。

      一、美国大学与学院的传承与创新

      美国高等教育理念与实践是一个持续创新、相互促进、不断完善的过程[4]363。首先，它具有英格兰传统学院的基因，早期在北美殖民地创建的高校，大多沿袭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下简称“牛桥”)的“学院模式”[5]186-187，196，主要体现为古典课程体系和学生的“寄宿制”。其次，19世纪中后期美国兴起的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主要受到德国柏林大学的影响，也促进了新大学的创立和传统学院的转型。再次，服务社会以及为学生提供更为广泛的专业教育，更多的是美国高等教育自己的创新[2]108，405。这样一种说法简单明了，易于理解，但也应避免绝对化，实际演变过程较为复杂，美国在学习借鉴他国经验时，并没有完全照搬他人的模式和做法；而美国自诩的本土独创，也并非没有参考他国的理念和做法。

      1.英格兰传统学院的影响

      从1636年哈佛学院的建立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英格兰传统学院的理念和模式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和美国建国后，深深植根于一代又一代人的高等教育意识之中[6]137，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和吸引力以及持久的影响力[7]145。但是，当时对于牛桥模式更多的只是形态上的模仿，而在理论和体制上并没有那么坚定和彻底。例如，牛桥都是由若干学院组成的大学联合体，校内的学院都具有一定规模，且拥有相当的办学自主权、核心学术职能和学术权威，负责本院的招生和教学[5]196-199；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建校时规模很小，也都是单一学院(college)，可能这也是没有将其称之为大学(university)的原因。同时，这些学院大多都成立了董事会，在治理模式上也有所创新[3]10-11。

      同时，在高校内设置具有一定独立权力的住宿学院，为学生提供食宿和营造社会文化氛围，实施导师制等，有助于开展宗教活动、师生交流和质量保障，但办学成本非常昂贵，牛桥高选择性的招生模式也难以复制[5]196-199。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早在1722年就对牛桥传统教育模式提出批评[8]378，不少学者和高校管理者也拒绝盲从宗主国舶来的经典理论。面对独立后、特别是内战后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需求的变化，多数美国传统学院都不得不转型发展，新建大学更不愿意成为只关注培养绅士和神职人员的“经院”[9]。

      但牛桥的影响十分深远，回归学院模式始终是一些美国学者的理想和夙愿。克尔(Clark Kerr)对于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多元大学/现代大学/研究型大学的出现、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被誉为“美国高等教育变革的设计师”[10]209。但他早年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的读书经历，使其对牛桥的学院精神(collegial spirit)充满敬意。在任加州大学总校校长期间(1958-1967年)，他试图在新建的圣克鲁斯校区重现自己当年求学时的本科教育传统。但时代不同了，许多美国学生和家长、特别是中等以下收入水平的家庭，都已习惯了不在校内住宿，而文理教育的教学法(pedagogy)又受到诸多挑战。另外，圣克鲁斯校区要求部分专任教师和本科学生一起住校，起初还能吸引到一些认可传统学院价值并努力付诸实践的人选，但多数教师还是希望与配偶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加之自身学科专业发展的驱动，特别是那些希望拿到长聘岗、职称晋升或要到其他著名大学应聘的教师，都更加接受研究型大学的价值观[5]185，191-192，199。克尔在晚年也承认，关于圣克鲁斯校区回归传统学院的梦想与努力，最终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改革[11]147。圣克鲁斯校区还是与加州大学总校的其他9个校区一样，超越了传统学院的束缚，最终发展为一所独立的研究型大学[5]196-197，203。

      2.德国现代大学的学术影响

      19世纪中期之前，“美国对于德国大学的了解”还十分模糊，但出于对牛桥传统学院种种弊端的不满，越来越多的人去德国留学，见证了柏林大学新的办学模式，其中多数人接受了洪堡大学理念，并在学成归国后引入现代大学学术研究和学术自由的模式，并开展研究生教育。到了19世纪最后25年，一些学者对于德国大学表现出热切甚至是不加批判的认可[4]133-137，试图“设计出一个不同于传统”学院的大学形式，以“提高美国文化的地位”[6]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