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23)10-0053-09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将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并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1]；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综合考虑，可以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2]。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肩负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世界高水平人才高地的三大建设重任，并作为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三大强国建设相对应的重要支撑。如何根据三者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把三大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是当前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本研究在厘清人才高地与高等教育集群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服务人才高地建设的状况，对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服务人才高地建设提出若干思考。 一、人才高地与高等教育集群 人才高地是人力资源理论中“人才”概念和地理学上“高地”概念的组合，因而可以从“人才”和“高地”两个角度去理解。 人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3]该界定对人才的性质和特征作了原则性的说明。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依据不同标准，人才可分为不同层次和类型，如以行业划分为依据，可分为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等；参照学历职称、专业技能、社会贡献，可以划分为初、中、高级人才，国家级、省级、市级人才等；还可按素质状况分为拔尖创新人才、创新人才、一般人才等。人才高地作为人才高度聚集之地，通常涵盖上述各层类人才，呈现出人才金字塔的理想结构，并将人才活力以相对优势体现出来，即彰显聚集效应。聚集效应既要通过规模体现，又要诉诸创新引领，这意味着人才高地不仅要有足够数量的人才作为塔基，也需要处于人才高地“头部”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作为塔尖。这些“头部”人才是名副其实的“关键少数”，通过其创新维持区域的竞争优势。 高地是对地面凸起部分的统称，主要应用于地理学和军事学。人才高地中的“高地”是“中心”“标杆”的类似表述，常见于中国政策话语，并非国际通行的术语。[4]国际上，与人才发展相关的表述常为科技中心(technology center)和教育枢纽(education hub)等。比如，英国科学家贝尔纳(J.D.Bernal)在其著作《历史上的科学》中首次提出科学技术中心，并梳理总结了自人类起源至20世纪50年代历史上出现的技术和科学中心。[5]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ゆあさみつとも)对“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在世界范围内周期性转移(即“汤浅现象”)进行描述时指出，当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的科技成果产出超过全球总数的25%时，该国就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6]加拿大学者简·奈特(Jane Knight)则提出了教育枢纽概念，所谓教育枢纽就是国家通过计划和努力打造的区域著名高等教育和研究中心。教育枢纽可以涉及所有类型的教育，但高等教育是焦点。[7]由此可见，简·奈特所指的教育枢纽就是高等教育中心，实际上教育枢纽的出现是与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紧密相连的。需要提及的是，不论是科技中心还是教育枢纽，都相应成为我们所说的人才高地，这是由当代科技、教育与人才的关系所决定的。 总之，人才高地是因人口流动汇聚而形成的人才资源极化、开放程度高、产业聚集与人才聚集互促互融、创新效能及社会价值远高于周边的活力区域。而所谓高等教育集群，主要指的是在特定区域，各高校通过有形的契约系统与无形的价值和文化系统，建立起有机的耦合关系，在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中实现更优化发展[8]，并具有结构整体性、内部多样性、管理一体化等特征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9]。高等教育集群通过人才培育和人才吸引推动人才高地的形成及其结构优化。而当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成为当代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结合的主导走向时，高等教育集群与产业集群相融无疑将促使人才高地的形成。特别是由于人才高地本身就具有人才集群的含义，与高等教育集群、产业集群存在内在的关联和映射，比如，高等教育集群无论是从聚集人才还是培育人才的角度，都与人才集群形成关联和映射。而人才集群和高等教育集群的一个很重要且共同的关联和映射对象便是产业集群。这个关联和映射又往往通过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得以实现。 二、高等教育集群与人才高地建设：旧金山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比较 旧金山湾区作为世界一流湾区和著名的科技创新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定位具有相当的相似性。同时，旧金山湾区作为世界著名的高端人才聚集地，拥有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统，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下面从与旧金山湾区比较的角度，对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支撑人才高地建设的现状与问题作简要分析。 1.人才高地生发逻辑的比较 旧金山湾区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淘金期、工业化时期和创新经济时期三个阶段。[10]19世纪40年代末，金子的发现吸引了大批淘金人涌进了西部湾区。在自然资源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美国西部很快进入了工业化时期。工业的发展急需交通网络的完善，美国政府颁布了许多优惠措施来吸引移民参与建设。大规模的移民为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也加快了西部的城市化进程。二战后，美国政府持续加大对西部地区产业的扶持，使这里的电子信息产业、原子能技术和航天产业领先于全国，硅谷的成功就是典型代表，硅谷又因其发达的科技产业和创新生态迅速成为全球科技人才的热门目的地。 旧金山湾区人才高地的发展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前期依靠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集聚人才，后期通过政府、市场、大学三者的互动强化发展动能，其发展过程与整个湾区的崛起相吻合，具有明显的先发内生特征。就政府、市场、大学三者的角色而言，政府所起的作用较小。“小政府，大市场”是美国人才高地发展的真实写照，联邦制下的联邦政府对各州没有集中控制和管理权，为各州政府自行处理本州人才、教育事务预留了空间。其中影响深远的就是《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为不同层次类型的高等教育之间建立了比较灵活的连接机制，也满足了产业多元化、集群化带来的人才需求。旧金山湾区人才高地的崛起更多受益于高校与市场的良性互动。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通过三项制度创新与当地产业界形成良好互动：一是成立斯坦福研究院；二是通过“荣誉合作项目”向当地公司开放课堂；三是推动斯坦福工业园区的发展。[11]高等教育通过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与企业密切互动，发挥高校“集聚-溢出”效应，大量的科技创新人员聚集形成“科技人才区”，为湾区科技创新提供了人力和智力支持，同时也奠定了高校与企业紧密互动的发展模式，两者相互支撑，相互成就。时至今日，旧金山湾区仍然是高校与企业协同创新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