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10-0153-09 “新女性”是近百年中国文化场域一个极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词汇。虽然这一词汇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进入现代汉语的常识系统，由此也似乎早已成为一种可以信手拈来的通俗表达方式，但是如果从中国现代话语建构的角度看，由于这一词汇所联结的历史信息和价值信息远超性别框架，所以仍具有深度探究空间。就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而言，现代话语的建构是备受关注的新兴问题域，这一问题域关注的重点在于：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期中国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究竟有哪些新词汇被引入、被创造且被广泛应用，由此承担了对新经验和新认识进行表达的重要职能？而它们在被引入、被创造和被广泛应用的过程中，又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原因何在？简言之，对现代话语建构问题的探索，试图追问的是当下看似静止的语汇背后曾经活跃的种种历史维度与价值维度。近二十年来，尽管学界对近现代文化场域包括“新女性”在内的各类女性符码做了很多考察，但对于该话语在初始时期的价值目标、思想维度和历史位置等“元问题”的讨论仍不充分。可以说，“新女性”话语与中国现代化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至今仍未获得清晰论述，这与其在中国历史及现实语境中的影响力是不相称的。因此，本文拟对“新女性”话语展开知识学考古，在文献梳理和语境还原的基础上，对“新女性”话语在中国文化场域的发生逻辑进行阐释，并对“新女性”话语作为一种现代性修辞——一种以描摹现代化经验、建构现代化身份为旨归的语汇的深层范式进行重访。讨论的主要问题有：“新女性”话语是何时在中国文化场域内正式出现的？“新女性”话语在其发生时刻联结了什么样的核心观念，或者说承担了什么样的文化期待？“新女性”话语与启蒙现代性框架下的个人主义论述之间具有何种关联？更重要的是，前者在何种程度上指代了后者在中国现代社会所难以超越的困境？我们今天的社会思想建设又能从中获得哪些启示？ 一、晚清时期的“准新女性”话语及其三重价值维度 “新女性”一词大约出现于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晚清时期，也有一些现代意义上的女权话语或以女性为能指的现代性修辞在中国文化场域中浮现，典型的如“国民之母”和“女国民”等，①但是就话语的核心价值或者说修辞的深层目标而言，它们都与后来的“新女性”有着本质区别。因此，本文用“准新女性”一词指称这些晚清女权话语，并提纲挈领地对相关的话语结构进行阐述。 晚清“准新女性”话语的浮现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后发现代化创伤经验密切相关。晚清现代女权论述是在甲午海战以及庚子之变后才迅速出现的，它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面对军事挫败与外交屈辱所爆发的集体“应激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无论是“国民之母”还是“女国民”，其价值重心都不在妇女权益，而在国族兴亡，或者说在现代民族国家想象。②在概念史的意义上，可以说“准新女性”话语的修辞目标在于“以一种全球视野对中国的历史性现实进行分析”，③并对“器物现代化”之外的其他更行之有效的后发现代化进路进行探寻。而这样一种修辞之所以能够成立并在晚清新知识界迅速传播，是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下，它具有三重被晚清新知识分子所广泛认同的新价值维度。 第一，社会达尔文主义。19世纪中后期，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于全球现代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表现为一套颇具霸权性的“生物权力”叙事，即用“弱肉强食、胜者为王”来诠释现代国际关系，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来概括人类社会法则，用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素质来预报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国家前景，并标识文明论意义上的民族等级。④它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一直延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直到“二战”结束，西方知识界才对它进行深刻反思。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获得了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陈天华为代表的晚清新知识分子的倾力推崇。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为一种由现代科学背书的“客观知识”，赋予它为濒临崩溃的晚清中国社会提供新的现实价值秩序和历史因果想象的重任。正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导下，晚清新知识分子把目光聚集到女性身体素质上，接受女性的身体素质经由生育必将决定全体国民的身体素质进而决定未来国家命运的主张。⑤因此，在文化叙事学的层面上，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成为女性发展论述在近代语境下足以指代国家发展论述的逻辑基础。 第二，国家主义。在19世纪的西方，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以“赢得国家竞争”为最高目标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成为被普遍奉行的主流价值观。而在19世纪的东亚，日本则不仅通过明治维新引入了国家主义，而且还将东亚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注入其中，将其推进到了更为激进的程度。因此，当19世纪末晚清新知识分子面对甲午海战的惨败时，他们虽然感受到一种被“蕞尔小国”凌虐的屈辱，但同时也确实产生了对日本现代化理念和方法的认同。他们有理由相信，日本高度国家主义的现代化进路同样适用于中国。于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波赴日留学以及翻译日本现代著作的高潮。通过师承，日本的现代化知识大量流入中国，对晚清中国的现代化想象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中，日本对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身份界定和价值阐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晚清两种最有代表性的“准新女性”话语都是在日本现代女权论述影响下产生的。比如“国民之母”这一强调现代母职意义的“准新女性”话语就是在效仿并转化日本“良妻贤母”话语的基础上形成的。⑥从定义上来说，无论是中国的“国民之母”，还是日本的“良妻贤母”，都以塑造能够“将爱国主义传播给儿子的人”⑦为核心意旨。即使是“女国民”这一更多基于女性主体性立场的“准新女性”话语，其最终的落点也同样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国民权利。有关“女国民”的论述都明确强调，女性能否获得国民身份的关键在于能否承担起国家兴亡的主体责任。这实际上等于是用平等原则取代了自由原则作为“中国女权道德之基石”。这一变化的要点在于，原本在欧美语境中更多地强调男女同样享有个体自由权利这一个人主义的女权论述，借由梁启超、马君武等晚清新知识分子的译介，被转换成了强调“男女平等”，进而强调男女都要为实现国家强大自主担负起同等责任(义务)这一国家主义的女权论述。⑧当这样的女权论述作为民权论述的借代性修辞进入公共领域时，也就自然起到了将彼时中国社会对现代民权的理解更多地引向责任(义务)方向而非个体权利方向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