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阶级”(class)①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92)，但马克思没有或来不及对其进行系统的定义和详细的论述。《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章的标题即为“阶级”：“首先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形成阶级？”但没来得及深入系统地展开论述，马克思就与世长辞了。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也没有继续这一工作。尽管马克思从没有系统地回答这一问题，但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对阶级的分析和论述。首先，“阶级”是一个关系概念(relational concept)。各阶级总是在社会关系中，根据它们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才能够定义。其次，阶级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形成，但与政治、文化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再次，马克思对阶级的分析在“抽象结构构图”(abstract structural maps)与“具体事态构图”(concrete conjunctural maps)两方面展开(赖特7)，前一种分析形成阶级关系简单的、两极分化的抽象构图；后一种分析则包括社会中各阶级阶层。马克思的分析和论述为“阶级”理论留出巨大阐释空间。“阶级”理论如同其他马克思未竟的理论工作一样，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 “阶级”与“种族”和“性别”并称为文化研究的三大母题。其中，“阶级”在文化研究早期曾占据主导地位。文化研究的奠基性文本，如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s Literacy: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和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都围绕工人阶级及其文化展开。而后来文化研究的主题逐渐让位于种族、性别、亚文化等其他社会文化问题。而近年来，随着“数字劳工”的出现，“阶级”又重新回到文化研究的视野。考察文化研究中阶级母题的发展，探寻其式微及其再次兴起的原因，也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学术问题。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文化”与“阶级”的互动关系，试图通过解读和考察文化研究中的相关著作，揭示这一思想传统中研究范式的变化和研究者角度、立场的转变，描绘出一幅文化研究中“阶级”视角迁移的地形图。 一、精英与文化守成主义② 据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中的考察，文化研究的历史可追溯至“文化与文明”传统：自埃德蒙·伯克始，杰里米·边沁、威廉·科贝特、柯勒律治、托马斯·卡莱尔、约翰·穆勒等众多英国思想家形成了一条重要思想传统：强调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以伯克为代表的英国守成主义者尊重传统，重视社会秩序和等级结构，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主张以改革或妥协手段调解社会冲突。英国守成主义对现代英国政治思想体制和社会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众多关于文化研究的著作中，学者们一般将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和利维斯夫妇作为文化研究的先驱加以评述。他们对大众及大众文化整体持批判态度，但开创了文化研究的先河。 阿诺德身处社会重大转型的时期，他将英国社会分为三大阶级：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分别称为“野蛮人”(Barbar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s)和“群氓”(Masses)。在他看来，社会三大阶级都无法成为国家权威与秩序的核心，唯有“残存少数”(Remnant)才能担此重任，他们以多种方式，包括教育、诗歌和批评，唤醒被蒙蔽的“主体多数”。阿诺德对理想和完美的推崇，体现了知识分子作为“残存少数”的使命感，但阿诺德的“文化”看似超越阶级的“绝对”价值，而实质上也是精英阶层的传统或价值的扩展。艾略特则是以“职能”代替“阶级”，以分工代替生产关系。他认为“大众文化”只是替补文化，大众不能承担拯救文化危机的重任，也无权分享上等阶层的“高雅文化”。国家的公共生活应由精英集团来指导和掌握。虽然艾略特强调精英集团不同于统治阶级，精英分子是从各个阶级中脱颖而出，但他也承认精英集团的大多数人来自统治阶级(艾略特116)。利维斯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传播媒介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但带来精神生活的贫乏；随着流行报刊、广播、电影等大众文化的出现，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挑战。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具有鉴赏力和批判性的“少数人”(Minority)承担保存和传承文化的重任，引导大众的文化生活，指引社会发展的方向。《细察》(Scrutiny)的思想基调正是工业文明已将文化传统推至非常危险的边缘，只有“少数人”担当着传承文化传统的历史使命。 阿诺德其实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1)“文化”超越阶级，是人的一种完美的内在状态；(2)“文化”是社会等级的表现和标志。前者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描述，后者是对现实各阶级的分析。理想型的“文化”看似超越阶级，实则体现为精英阶层的文化价值和政治目标。阿诺德将底层大众纳入文化分析之中，探讨大众文化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虽然对“群氓”文化的评价不高，但客观上提高了人们对大众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艾略特一方面借鉴了人类学的“文化”定义，在威廉斯之前就已将文化延伸扩展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摆脱了阿诺德主要将文化看作理想状态的超然态度。另一方面，正如威廉斯所指出，艾略特并未充分理解和贯彻“整体生活方式”的含义，他眼中的文化主要是指传统的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可以说阿诺德是将文化比作宗教，而艾略特则是将文化等同于宗教，而利维斯将文学看作宗教。利维斯是“文化与文明”传统的最终完成者(伊格尔顿3)，他继承和发展了阿诺德的文化观，并将其具体化，将文化与语言、文学，尤其是与文学经典联系起来。利维斯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开篇提出：“用一个隐喻，同时也是一个转喻来说(对此我们将花大量的思考来体会)，少数人所保存的是语言……我所说的‘文化’，便是这样一种语言的使用”(Leavis 5-6)。利维斯对文学的推崇体现了他对“有机社会”的缅怀。在他看来，文学本身是“有机社会”的残存和象征，文学的发展关系到社会和文化的健康。他对传统文学经典的推崇明显体现了精英主义和文化守成主义的倾向。虽然利维斯对大众文化持否定态度，但他是第一位严肃对待大众文化的学者，尝试将新兴传播形态、通俗文化和消费文化纳入到研究视野，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边界，并将文本细读、文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志的研究方式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所以说利维斯从相反方向启迪霍加特、威廉斯等人的“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