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语境中的一个全新命题，同时也是全球现代性大语境中的一个全新命题。当然，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必然，现在提出这一命题可谓恰逢其时。但是这个命题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有着广博的国际理论资源和深厚的本土积淀。中国式现代化涉及方方面面，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文化，无所不包，这就得追溯到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形成。此外，中国式现代化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全球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中国式现代化更具有中国本土的特色，它与现代性在中国的诞生以及中国现代性的本土特色有密切的关系。虽然现代性这个概念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现代化也是率先在欧美国家实现的，但是现代性一经进入中国，也如同其他西方引进的概念一样，与中国的本土因素发生碰撞进而交融，最终产生出一种新的变体，也即所谓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在这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因而中国的现代性中掺杂着儒学的因素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主要从文化现代性的视角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儒学的传承和在新的全球语境中的重构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脉络，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中国的现代性和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特色。 旅行的现代性：从西方到中国 笔者在过去讨论现代性及其在中国的不同形式的著述中，始终将其界定为“翻译过来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并在涉及中国的现代性时使用了复数的现代性(modernities)形式，①其意在说明，并不存在所谓大一统的“单一的现代性”，尽管我们可以将全球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统称为总体的单数的现代性，但由于各民族/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现代性的形式也就各有千秋，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如中国的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性也有着很大的差别，②因此用复数的现代性来描述其在不同民族、国家甚至地区的形态是十分恰当的。 由于现代性作为一个旅行的概念，从西方出发并旅行到世界各地，期间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产生出不同的变体，这样便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带有本土特色的复数的现代性。这便使我想起美国已故的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的著名概念“理论的旅行”(traveling theory)。他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论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 and the Critic，1983)收入了他的一篇著名论文——《旅行中的理论》(Traveling Theory)。这篇文章最初于1982年发表于《拉利坦季刊》(Raritan Quarterly)，后收入论文集。赛义德在文中试图通过卢卡奇的“物化”(reifcation)理论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翻译和传播以及由此而引来的种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理论有时可以“旅行”到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地方，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原初的那种理论会失去某些原有的力量和叛逆性，并产生出一些新的变体。因此，按照赛义德的描述，这种旅行便呈现出四种形式： 首先，它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整套起始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念才得以产生或进入话语之中。其次，有一段需要穿行的距离，也即一个穿越各种语境压力的通道，因为观念从早先的起点移向后面的时间和地点，使其重要性再度显示出来。第三，还须有一系列条件，我们可以称之为接受条件或作为接受所不可避免的部分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得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类，最终都能被引进或包容。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包容或吸纳进来的观念因其在新的时间和地点的新的位置和新的用法而受到某种程度的转化。③ 这就表明，赛义德试图赋予其“理论的旅行”之概念以某种普适的意义。某种理论概念，例如赛义德自己建构出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作为一个原创的概念旅行到世界各地，在这一过程中它产生出若干个变体形式，一方面使原有的理论概念为更多的人所分享，另一方面则通过该理论概念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的接受丰富它本身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是如此：在苏联的传播与当地的环境相融合进而产生了具有苏俄特色的列宁主义，在中国则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西方被称为毛主义，Maoism)。若将其运用于中国现代性的形成，我们大概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乃至现代汉语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种西方文化理论思潮通过翻译旅行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本土元素相交织融合的一个产物。由此可见，“理论的旅行”这一论点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赛义德对此虽十分明白，但仍想在适当的时候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加以修正和发挥。他在2000年出版的论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中收入了写于1994年的一篇论文《理论的旅行重新思考》(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在这篇论文中，他强调了卢卡奇的理论对阿多诺的启迪，接着指出了它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关系，其中介就是当代后殖民批评的先驱弗朗兹·法农。④可以说，赛义德本人以东方主义文化批判为核心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在第三世界，尤其是在中国产生的共鸣和反响证明了他的这种“理论的旅行”说的有效性，⑤同时也影响了后来的学者对现代性的研究。 无独有偶，和赛义德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共事的华裔文学研究者王德威也对现代性问题情有独钟，并在讨论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现代性时，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按照王德威的看法，长期以来人们所认为的中国现代性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实际上可以再往前推至19世纪后期的晚清，因此现代性在中国的语境中是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⑥虽然王德威的这一看法引来了诸多争议，但至少能够自圆其说，并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认可。可见学界对现代性在中国的发轫还是有不同看法的，而且现代性在中国的不同地区确实也有着不同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