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11.013 一、历史的时代主题 2012年，黄宽重先生出版论文集《政策·对策——宋代政治史探索》，在代序的《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史——宋代政治史研究趋向》一文中，黄先生对20世纪史学潮流之变化有如下概括：“20世纪初以来，政治史长居中国史研究的主流地位。早期政治史研究着重上层政治结构与政治发展，诸如典章制度、政治事件、变法、党争、政局变动、政治人物与集团等面向都是常见的主题。后因史料刊布及欧美社会科学理论引进，新的研究议题与领域日渐拓展，学者的研究眼光开始从中央、上层、典章制度，转向地方、基层、庶民生活。社会、经济、文化等历史研究议题成为学界新宠，发展日益蓬勃，反观政治史研究却渐形萎缩。” 对于20世纪前期，政治史以大事件、大人物为中心，黄先生的解释是：“历史研究在此阶段因出版典籍不多，重要图书不易使用，加上讨论上层政治结构、人物与政治发展等问题，仅需结合重要经典及二十五史等正史典籍，即能提出新见，成一家之言，故投身研究者众多，成果辉煌。”[1]不过，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时，前面还有一句：“所以如此，与清末以来的时代环境关系密切，当时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处境，亟思图强，格外关切政局变动等政治性历史议题。”[2]下面才谈到史料局限。收入文集时，这句话被删去了。 黄宽重先生这么处理，肯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正因此，笔者不免有些困惑：传统政治史研究以大事件、大人物为中心，只是史料局限造成的吗？ 近现代史研究者拥有的史料，比古史研究者多出何啻百倍。但这丝毫没有撼动以大事件、大人物为主角的政治史在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晚清史专家孙燕京教授坚信，“政治史是历史研究的脊梁”，她指出：“很多年里，不少研究者欣喜于社会生活的多姿多彩，欣喜于‘宏大叙事’、治乱兴衰之外的丰富故事，致使政治史一定程度被‘轻慢’。但是，当我们能够回望人类社会进程时，琐碎的边边角角毕竟是海滩上的沙砾。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还是家国大事。所以白寿彝先生才感慨‘政治是历史的脊梁’。”[3] 我们还注意到，种种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引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近现代政治史围绕大事件、大人物展开的研究路径。相反，以研究当代大河移民上访这一地方性小事件蜚声中外的社会学家应星，在大河移民引发的思考的驱动下，最终投身宏观政治的深入探究——中共党史。他这样描述其心路历程：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个主要的研究发现是：上访者与摆平者尽管在具体的利益格局上处在相互对峙的位置，但他们却共享着某种权力技术和政治文化。……我想追问的是：这种政治文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习得的？我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之后出版了《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就是要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村庄审判史”可谓“大河移民的史前史”。但说实话，我对这本书并不满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分析视角过于局限在基层政治的具体运作上，缺乏对宏观政治的深入探究。另一个是将1949年作为村史的起点，而这并非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成型的起点。正是基于此，我后来将目光转向中共早期党史尤其是苏区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新一代领袖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组织思想和群众思想正是在苏区时期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我对中共革命的研究兴趣，最初就这样来自对大河移民问题的追根溯源。[4] 因此，深受福柯影响、对福柯的理解比很多学者更为深刻的应星，呼唤“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在他看来，“日常生活、基层社会和普通群众自有其有别于政治重要性的生活逻辑，值得有心者去研究。但是，在像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样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中，政治的重要性与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对日常世界的认识要建立在对政治世界的认识基础上才能避免鸡零狗碎的格局或乌托邦的命运。”[5] 其实，这不只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样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的特性，而是人类历史的共性。 时下政治史的衰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史被理解成了甄嬛传。如果权力是政治史的唯一主题，政治史被“轻慢”罪有应得。但笔者以为，政治史的核心不是权力斗争，不是宫斗——虽然这些无疑是政治史的重要内容，政治史的基本任务是阐明每个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文明和制度担纲者”(应星语，详下)如何应对及其后果。 比如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改革开放是笼罩一切的时代主题。后人研究这段历史，不明了这一母题，不大可能真正理解哪怕一个与世隔绝之人的个人史。再如西汉一朝两百年，与之相始终的时代主题是如何在继承秦代遗产的同时避免亡秦覆辙。[6]而北宋前期的时代主题是如何走出五代。[7]又如大清康雍乾盛世，其时代主题则是“为大清王朝争正统”“竭尽全力使主体民族，即被统治民族汉族，接受满族统治承继中原历代王朝的正朔，并承认这种统治的最大合理性与合法性”。[8]离开了清前期这一历史主题，恐怕难以准确把握清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