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落幕之后，即便是英国资深的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也将“短二十世纪”命名为“极端的年代”。①在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全面否定“短二十世纪”，接续更早的19世纪遗产，更是成为主流知识界一时流行的共识。而在同时期中国知识界的讨论中，对于同一问题的讨论，往往是以更迂回的方式展开的，借助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来表明对于20世纪中国道路的态度，一度成为常见的思想姿势。②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之下，《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法国思想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成为备受关注的近代欧洲思想人物。 晚近三十年来，将托克维尔对于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论断(大革命进一步加强了旧制度业已推进的“中央集权”)直接套用于对近代以来中国“旧邦新造”历程的反思，一度蔚然成风。在这种反思之中，清朝的皇帝，以及推翻帝制之后的种种掌握中央政权的力量，往往被代入法国波旁王朝以及后续政权的位置，20世纪革命被视为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自身的“旧制度”的消极面。尤其在经过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英美经验主义”/“大陆唯理主义”这一“理论滤镜”的过滤之后，托克维尔往往被解释为赞成英美式的革命与改革，而反对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与20世纪中国革命。③根据这样的思维模式，如果《旧制度与大革命》是诊断大革命的问题，那么托克维尔早期所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似乎就提供了某种答案；类似地，既然20世纪的中国革命被表述为某种病灶，那么太平洋彼岸的统治方式就被自然地推断为治疗中国种种病症的良药，列强又在中国扶植地方实力派，抵制中央政府的“削藩”努力。 然而，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直接套用于对20世纪中国道路的评判，在思想方法上最大的缺陷是对内外关系的割裂，即忽略法国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不同位置，而仅仅将其国内政治单独拎出来进行比较。一旦引入国际体系的考量，我们就可以看到两场革命之间的一个巨大差异：法国大革命是在一个殖民宗主国的首都爆发，革命者在推翻波旁王朝之后，就能够真正掌握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巴黎构成真正的“中央”；而在中国，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管是谁掌握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很多重大事务的决策权继续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手里。如何向殖民宗主国争取自身的独立自主，是托克维尔思考的“薄弱环节”，而托克维尔的政治立场站在殖民者的一边，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来修补这一“薄弱环节”。本文主张，托克维尔思想与近代中国“旧邦新造”历程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为了避免“短路”，有必要为托克维尔“减负”。 本文将从托克维尔的一个“跨域类比”开始“减负”之旅。1974年，法国导演让·雅南(Jean Yanne)曾拍摄了一部具有轰动效应的喜剧电影《中国人在巴黎》(Les Chinois à Paris)。这部电影并不是“中国人占领巴黎”这种想象最早的开端。在1837年8月22日发表的第二封关于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书信中，托克维尔想象了中国皇帝突然占领巴黎后的场景： 先生，让我们现在假设中国皇帝统率军队在法国登陆，他将成为我们最大的那些城市和首都的主人。他对所有的公共记录看都不看就加以销毁，不询问每个行政岗位的诸多目的就加以摧毁或解散，最后抓住了上至政府首脑，下到乡村警察，包括了贵族、议会代表，以及宽泛而言，整个统治阶级的所有官员，将他们一下子放逐到遥远的国度。难道您不认为，这位伟大的君主尽管拥有强大的军队、要塞和财宝，但很快将对如何管理这个被击败的国家感到茫然？难道您不认为，他的新臣民被剥夺了所有领导或可能领导事务的人之后，无法治理他们自己？而他站在对立面，不了解宗教、语言、法律、习俗或行政实践，并费心驱除了所有可能教导他的人，难道不是没有能力引导他们？先生，您可以毫不费力地预言，即使征服者实际占领的法国部分地区服从他，该国其他地区也将很快陷入完全无政府状态。④ 托克维尔为何产生“中国皇帝占领巴黎”这样的奇思妙想呢？他在书信中很快说明来意：“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所做的正是我认为中国皇帝在法国所做的。”⑤托克维尔实际上是用他对中国统治方式的想象，来提醒他的法国同胞：虽然他们已经在阿尔及利亚落脚，但忽视对当地档案、语言、地理等内容的学习，必然导致无法建立有效的秩序。这是一个在法兰西殖民主义的语境之下发生的“跨域比附”，它直接致力于为法兰西殖民帝国提供“帝国理由”(raison d'empire)，为殖民统治提供正当性论证。⑥ 在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研究中，托克维尔思想研究已然成为显学，然而对于其殖民帝国思想的研究，仍然是其中相对薄弱的部分。珍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在其思想史近著《转向帝国》中讨论了托克维尔的殖民帝国思想，但其论述并没有探讨上文提到的这一“跨域比附”。⑦2007年出版的《剑桥托克维尔研究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cqueville)第13章讨论了托克维尔对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思考，⑧但也没有将阿尔及利亚与中国关联起来。在国内学界，对于托克维尔殖民帝国思想的讨论更少，⑨对这一“跨域比附”作聚焦考察，更是前人未曾尝试之事。然而，托克维尔的这一“跨域比附”，恰恰是最为暴露其思想之局限性的“薄弱环节”。探明这一“薄弱环节”，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将托克维尔的许多论断直接套用到中国，很容易构成思想的“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