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般认为，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受到伯伦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par)等德国学派的国家学影响，开始出现“国家主义”倾向，并在1903年游美之行结束后出现从“自由主义”向“国家主义”的关键思想转型。①作为近代中国思想史重要事件之一，梁启超的1903年转型受到研究者极大关注。研究者细致分析了梁氏国家思想转变的渊源及其背后的“东学”背景。②研究者注意到赴美之前，伯伦知理国家理论便对梁启超产生影响，③并且，也认识到梁启超这种思想的转变，是在对中国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对诸如卢梭、伯伦知理等不同政治理论选择的结果。④一些学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解释梁氏思想的转变，将之视为他在快速变迁的时势下不断探索救亡建国方案的结果。⑤另一些研究，则提出应当跳出梁启超从“自由主义”倒向“国家主义”的教条模式，更具体地从其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思考入手，将他的转变，视为理学思维与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及时局变迁相互冲撞而表露的现象。⑥ 本文认为，将梁启超思想的“转型”放在一个更长、更广阔的19世纪全球性政治思想巨变背景下，并且跳出“个人”与“国家”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政治关系，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转型的意义，并对其思想的独特性与局限性提出更为语境化的理解。可以说，梁启超和与他同时代亚非大陆上的许多知识分子们都共享着一个“旧邦新造”的问题意识。在梁启超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种19世纪末流行于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民族帝国主义影响。这类基于同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一方面接纳了欧洲思想政治空间中的文明等级论，将世界秩序想象为一种霸权驱动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又不甘于自身处于等级秩序的低端，希望以欧美工业化国家为目标，进行全面现代化改造。 对于19世纪末亚非知识分子而言，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怎样建设，这类现实问题极具普遍性。它们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非世界反思传统、探索制度、认识社会等许多关键思考的锚点。这一锚点出现的基本背景，是欧美世界体系全球急速扩张，欧洲新旧工业化国家展开全球性竞争的历史进程。相应的，欧美之外的政治空间则必须在原有的政治疆域、制度传统、民族关系、文化价值基础上，对自身应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也正是在这个基本条件下，“现代化”从一个由欧洲向外扩散的启蒙过程开始，迅速变成一个众声喧哗的全球性政治与思想实践。实际上，在19世纪的这场巨大历史变革中，无论是英国这样的旧工业化大国，还是欧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以及欧美之外的半工业化、未工业化的国家，都面临着同一场面向20世纪现代化未来的重大转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不假思索地挪用诸如“民族”“民族国家”“帝国”等概念，显然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这一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因此，本文更倾向于采用不同规模的“共同体”来理解这些多样的政治组织形式。而共同体的构成，则是实践性的，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社会联系”的结果；⑦国家，则是共同体最为实在的组织性根基。 引入了“共同体”这一概念之后，我们便能尝试处理19世纪的全球秩序巨变中出现的诸多矛盾。首先，对于英国、俄国、奥斯曼土耳其、中国等这类空间疆域广大，人群组成复杂的“共同体”来说，“共同体”是广域的、大规模的。正因为共同体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实践性的社会联系，其建构必须依赖物质性的联系，而非简单的想象虚构。同时，由于工业化这一物质现代化进程在全球空间中的分布极度不均，在上述这些广域共同体中间，除了英国之外，其他共同体均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在这个现实问题下，构建强政府、强国家不约而同地成为这些共同体的选择。其次，种族/民族认同，在19世纪英国全球扩张，欧洲国家建构过程中，被作为基础政治范畴，一方面用来进行战争调动，另一方面也用来论述自身扩张的合法性。⑧另外，在欧洲向外扩张式竞争的进程中，以“民族”为单位，对占领的广域领土进行“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对其他广域共同体进行“各个击破”(divide and conquer)的欧洲帝国主义霸权政治实践，也在客观上导致诸多排他的、封闭的、分离性的，以本质主义民族认同为根基塑造的小型共同体的形成，并仍然影响着今天的全球政治格局。再次，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民族/种族作为一种共同体建构话语，也被各个广域共同体结构内的不同群体所接纳，并被容纳进各自不同的政治实践中，或成为抵抗霸权谋求平等的动力根基，或成为新的霸权扩张的起点。总之，建设怎样的共同体，怎样建设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止于何处，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是什么等问题便是我们可以用来理解19世纪以来全球变局的起点。 回到本文对梁启超的讨论，对“共同体”问题的追问就可以变成：为什么在中国19世纪以来的政治实践中，排他的共同体，以及霸权扩张的共同体建构，都最终未能在中国这一空间中得以生根发芽？具体来说，梁启超那种对于国家主义暧昧的偏好，那种对于让中国拥抱民族帝国主义的构想，为什么并未能够成为现实？实际上，在19世纪末全球性的巨大变革中，梁启超对构建共同体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相互交织的层面：其一是对国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思考。这集中表现为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兴趣。前述诸多围绕着梁启超思想转型的讨论基本在这个层面上理解国家主义问题。其二，一些学者注意到，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兴趣也结合了他对世界秩序的思考。他更乐意将视野落在建设近世国家之上，并将“行我民族主义”视为对抗西方列强瓜分的唯一途径，这也就与着眼未来人类大同，主张废除国家的康有为产生了分歧。⑨相比之前以国家为中心的讨论，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将关注点转移到在更广大的亚非世界舞台上，由反抗帝国主义而构成的现代性政治与文化空间。从这个视角出发，她对梁启超的兴趣便集中在对具有政治能动性的人的建构上。⑩相比中国研究者们，瑞贝卡更乐意在“亚洲”这个“去中心”“非国家沙文主义”的范畴下来阐释革命。瑞贝卡构建的“亚洲”不仅为中国及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家的革命者提供政治避难、知识交流的空间，更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形成一个无须依托国家，具有“政治潜力”的独立文化空间，“提醒”着梁启超等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们，应当超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全球空间中思考中国的现代性意义。(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