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2.009 “畜众”与“保民”：统治者的政治责任与民本论的源起 对“民”字在金文的最初含义，学界一直争论不休。郭沫若认为，“民”在西周时指负责生产的奴隶，又称“人鬲”。[1]一些人沿袭这一观点，如谢光辉就认为“民”的字形，表达的是为防止奴隶逃跑，给奴隶戴上枷锁，用草绳绑住脖子，或者用签子刺瞎一只眼睛。[2]但也有一些人反对，如姚垚根据《说文解字》“民，众萌也”，认为“民”是指事的文字，是“氓”的通假字，所指的“事”就是繁殖和养育，与“母”字相同；也就是说“民”字表达的是不断繁殖生养、数量众多的人，并无刺瞎眼睛和戴上镣铐之意，当然也不是指奴隶。[3] 上述分歧，很大程度上是由对商周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的。一些人之所以从“民”的字形中解读出用签子刺瞎左眼等意思，并认定“民”是指奴隶，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商周属奴隶社会。若抛开这种对社会性质的认识，就会发现《说文解字》《古文字诂林》等记录的古人对“民”字的权威解读，都在支持姚垚等人的说法。 不论“民”具体身份为何，其所指肯定是当时社会的底层民众，常与“庶”“黎”组合使用，“庶民”偏重于强调“民”人数众多，而“黎民”则偏重于强调“民”地位低下。值得注意的是，上古时期，“民”与“百姓”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4]。当时，只有贵族才有姓，“百姓”是专指贵族的用语，因政务为贵族把持，故孔安国直接将“百姓”解释为“百官”[5]。当时，“民”没有姓，地位卑贱，不能佩戴头巾，黑发暴露在外，故称“黎民”。与居住在都城或附近的作为贵族旁支后裔的“国人”不同，民都居住在距离国都较远的田野中，也被称“野人”。春秋战国时期，民地位提升，与国人逐渐融为一体，开始被统称为“庶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更民名曰‘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黔”也是黑色之意，“黔首”与“黎民”的意思相同(李斯的《谏逐客书》云：“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以“黔首”指称平民，在战国时已出现，但多在《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与秦国相关文献中，或许是秦的习惯用法。 上古时期，统治者大多与商纣王一样，相信“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上帝(天)授命，与民没什么关系。但在殷商中后期，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芸芸众生，“罔非天胤”(《尚书·高宗彤日》)，都是上帝所生，上帝将他们交付给商王，就是希望这些民众能够更好地繁衍生息，商王必须担当起“畜众”(《尚书·盘庚中》：“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的政治责任，否则就会失去天命。 “受命于天”的信念起源于巫术时代，本是王命天定之意，将“畜众”责任引入其中，极大地冲淡了其原有的命定论色彩，改变了这一观念的基本架构。从此，“受命于天”，变成了上帝与王者之间的一个神秘约定，王者以承担“畜众”责任的承诺，赢得上帝的授命与庇护，而“畜众”责任的担当，也将原本地位卑微的民逐渐带入了王朝政治的中心议题。 商灭夏和周克商两次天命转移的历史经验，使周公产生了“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的认识。他将天设想为公正无私的存在，授命与否或天命是否转移，完全取决于受命者的现实作为，所谓“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尚书·酒诰》)。在努力凸显受命者的主体责任的同时，周公还将商王的“畜众”责任，拓展为一整套以“敬天保民”为纲领的政治行为和政策规范体系[6]。“畜众”是畜养，并无疼爱之意，“保民”则是要求“若保赤子”(《尚书·康诰》)，要求统治者将民众视为小孩子，要像慈父一样有怜悯和疼爱之心，把民众的痛苦当作自己身上的疾病，高度重视，即“恫瘝乃身，敬哉”(《尚书·康诰》)，做到“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尚书·无逸》)，充分认识到农业生产的艰辛，了解到小民生活的隐痛，做到“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尚书·无逸》)。 周公认为天命得失体现在民情之中，因此强调重视民众的疾苦，要求统治者始终保持“治民衹惧，不敢荒宁”(《尚书·无逸》)的施政态度。他突破了天命只有通过巫术活动才能探知的传统认识，提出了“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通过观察民情就可以了解天命变化的思想，主张统治者“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把民情当作检验政治成败得失的一面镜子。 徐复观说：“周人建立了一个由‘敬’所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来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正是中国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现。”[7]这一说法虽说不错，却有轻忽天命信仰和巫术传统影响力的嫌疑。周公的确极大地凸显了受命者的主体责任，其“敬天保民”和因民情以知天命的思想，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民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奠定了民本论的理论雏形。但这些毕竟还不足以撼动天的主导地位，当武庚和三监之乱爆发引起西周社会普遍恐慌时，为了说服贵族，他仍不得不搬出“宁王遗我大宝龟”——用传统的占卜之法来证明周人的天命并没有转移[8]。周公思想所带来的人文之光，虽曾耀动一时，但还相当微弱，不足以照亮整个西周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