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23)12-0025-09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是弗朗西斯·福山(以下简称福山)的成名之作，也是福山政治思想的哲学奠基。在历史终结论问世后，福山受到了许多理论上的质疑，被其视为“人类政治的最后一种形态”的“自由民主制”也在实践中遭遇了不少挫折与困境。这让福山放下了他基于历史哲学的研究路径，转而以经验研究的方法构建起了以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为三要素的政治发展理论，尝试回应这些挑战与批评。 然而，不同于那些能够通过经验研究来解释的政治衰败现象，近年来肆虐于欧美社会的身份政治是对福山政治理论的根本性动摇。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自由民主制之所以是“历史的终结”，就是因为它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承认”，而身份政治的肆虐却正归因于处于历史终结点的“最后之人”匮于承认。这就迫使福山回到他的黑格尔史观，从哲学上而非经验上对历史终结论进行反思，并对身份政治作出一种合乎其理论逻辑的阐释，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晚近的著作《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之中。在历史终结论似乎已经被历史所“终结”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福山的历史哲学，又当如何评析福山基于他的哲学所构建的身份政治理论？本文试图围绕“承认”这一福山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来廓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为承认而斗争：福山身份政治理论的人性根源 人性是福山政治思想的公共逻辑起点，如在分析政治秩序的起源时，福山从生物学意义上指出人天生就是能够创造规范的“社会性动物”，进而否定了启蒙哲学家所设定的原子化自然状态①；当福山在为自由民主制的危机辩护时，他同样是从人类基于“亲属选择”和“互惠利他”来进行有限合作的初始人性出发，进而尝试证明政治衰败是每种政制都必然经历的普遍性规律。②但在福山的诸多人性论中，最具根本性的并非是现代科学从黑猩猩观察中归纳出的生物学人性，而是他从黑格尔哲学中所构建起的以“承认”为基础的人性假设。在这里，福山沿袭了其师亨廷顿从非物质因素来考量政治发展和文明冲突的逻辑理路，把“寻求承认”的活动视为人类政治的根源，进而把政治秩序看作是在“为承认的斗争”的零和博弈中不断地生成与扩展的产物。③ 要理解福山的人性理论，可以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说起。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精神的发展始于自我的觉醒，而自我意识的持存又依赖一种互构性的主体间机制。一个自我意识的存在与边界，只有在与另一个自我意识的交往中才能得到确证，“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④。进而，在自我与他者的遭遇中，他们会激发一场关乎生死的承认之争，一方将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战胜对方，使自己升格为“主人”，获得自由自决的自主意识，而另一方则屈从于求生的本能，被迫降格为依附于他者意识的“奴隶”。可以看到，福山所依据的黑格尔式人性有别于理性主义的近代政治传统，把“自我保全”这一行为放置到了人性的对立面。在传统人性论看来，安全是人之天伦，无论是霍布斯还是卢梭，他们都把自我持存视为人类走出自然状态的主要动力。但在黑格尔这里，生死之境构成了主奴之分，唯有敢于以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人，才可能拥有自由的道德选择力，进而被赋予人之为人的类特性。 于是，“最初之人”就在这样一场“纯粹关乎名誉的决斗”⑤下诞生。但“最初之人”并非整全之人，当主人征服了奴隶时，他也埋下了两个隐患。首先，主人唯有借由奴隶的劳动才能维持生活，反而奴隶却在劳动的过程中逐渐把自己的精神外化为具有实体的对象物，这些对象物支配着主人的日常活动，在主体客体化的过程中，奴隶逐渐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自主意识。其次，奴隶在劳动中收获了一种新形式的承认，主人却丧失了获得承认的途径。因为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中，主人只能把奴隶视作为物和工具来看待，他虽然能获得奴隶的承认，但这种承认并不具有对等的性质。奴隶之所以承认主人，是因为主人是他因恐惧死亡而被迫臣服的对象，而主人所需要的承认，却是同为主人的、无惧死亡的人的更高级的承认。因此，在这一阶段，主人和奴隶作为人的整全性在实质上产生了颠倒，奴隶易于得到承认，且甚至可能得到一种更高级的，即主人对奴隶的承认；而主人却匮于承认，因为他不能在多数奴隶身上，反倒只能在少数主人身上得到承认。因此，主人只能不断地向其他主人，同时也是向自己自我意识的投射发起挑战，在冲突中寻求越来越难以获得的承认。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准确描述了这一困境：“精神是和它自己斗争着，他自己可以说便是它的最可怕的障碍，它不得不克服它自己。它在‘自然’界里和平生长发展，在‘精神’中却是一种反抗它自己的艰苦剧烈的斗争”⑥。 然而，制造冲突的虽是主人，真正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却是奴隶。主人已经拥有自由，便不再需要思考自由；而奴隶在未曾享有自由之前，为满足自己对承认的欲望，就不得不反复地思考抽象的自由原则。最终，在奴隶的思维中百般锤炼，被萃取而出的具有普遍性的“自由观念”，便构成了黑格尔所谓“‘精神’的本性和历史的绝对的最后目的”。⑦于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奴隶们终于第一次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把抽象的观念外化为血肉的斗争，将自由的原则席卷到整个欧洲大陆。当拿破仑的旗帜一路悬挂在耶拿的门墙上时，黑格尔便断言，世界历史已然进入了暮年期，正在书写它的终章。 在这里，福山与黑格尔产生了分歧。尽管福山与黑格尔都认同人类历史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或者说有一部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存在。但是，黑格尔的普世史观所指向的是无定形的自由意志，而非具象化的制度设计。普鲁士之所以是黑格尔的“历史终点”，只是因为它作为伦理性的实体内蕴着自由的普遍性，象征着人类观念的发展到达了顶峰。相比而言，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却是一个更加经验化的表达，更确切地讲，福山认为这是一种“现代化理论”，其理论所指向的是“现代化的目标”。⑧他坚持认为，自由民主制就是这一目标的具体制度形式，通过赋予并保护所有人的权利，现代的自由民主制业已普遍地“平等承认”了所有人，满足了人作为“承认动物”的本性和欲望。⑨但黑格尔并没有草率地认为，建立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权利就是普遍承认的最高级形式。事实上，在耶拿时期的青年黑格尔已把社会承认划分为爱、法和伦理三个阶段，在权利的普遍承认之上推导出了来自价值共同体的最高级承认方式——“团结”⑩，进而寻求到了一种超出个人权利框架的集体化承认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