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3)12-0102-09 在现代西方的力量深入东亚之前，汉字的广泛使用，儒教伦理政治学说的普遍传播，还有以君主制为中心的律令法制在各个国家的渐次建立，构成了历史悠久的东亚文明。①随着现代西方冲击的加剧，东亚世界的秩序与意义不再能安立了，东亚文明圈中的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中国和日本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也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中国和日本相对于欧洲，有着更加连续的历史文明，要理解其现代国家建设道路，我们必须对中国清朝和日本幕府时代所呈现的政治文明的传统及其现代影响有所辨析。学者们探讨东亚传统文明的时候重视儒家传统是有道理的，对于原住民为主体的农业定居文明来说，其政治社会构造的原理被勾画为由“亲亲”推恩为“亲仁人”和“亲民”的儒家式“家—国—天下”伦理—政治原则是合理而自然的。②虽然“国”和“天下”的秩序就发生逻辑来说，离不开“家”的起源，但它们相对于“家”演化出某种独立的结构与动力原则，比如，要具体揭示以君主制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对东亚世界伦理—政治生活的结构性影响，忽略“法”“术”“势”的作用，仅仅用“移孝作忠”的伦理有机论来弥合家—国领域的张力明显是不够的。③我们用儒法文明来标识东亚政治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东亚传统里不仅有儒家实践与理论所强调的相亲、相与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整合方面；还有从亲缘伦理中分离出独立军事—政治组织原则的法家实践与理论方面。法家集中关切的是“尊尊”，确立垂直统治秩序，并相应地以战略思维因应时势，实现国家的军事—政治、甚至是文化目标。虽然现实中的秩序多是“霸王道杂之”，但是，从东亚古代士人共通的经史教养传统来看，“王道之国”自然是文明阶梯上高阶的“上国”，退而言之，哪怕在战国时代，儒主法辅的标准，仍然是“大国”能否被寄予“天下定于一”的希望，并成长为“中心之国”的判断权称。然而，当中国和日本由各自的承平时代进入到由现代西方开启的列国争衡之际，由“天理”来统摄“实力”的典型儒家理论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危机时势的刺激以道路之争的形式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④从比较的视野出发，结合思想史和政治社会史的探讨，对中国和日本现代国家建设道路的基础与发展方向进行比较分析，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 一、“文野”还是“利害”：西方冲击与中日现代国家建设的时势语境 东亚儒法文明的现代转变与现代西方的挑战有着深刻的历史关系。要理解中国和日本现代国家建设道路的特点，我们必须把比较的视野扩展到“西方”。现代西方把贸易和战争的重量加诸东亚世界的“天平”，无论人们对西方所表征的价值的是非优劣是否有深刻的认知，出于“利害”的压迫，他们不得不做出“权衡”。中国和日本不仅不得不回应以欧洲为中心的新国际体系的冲击，甚至不得不效法西方，主动推动自己的现代转变。也许是出于后见之明，今天有识之士一方面认为20世纪早期的知识分子把现代西方冲击力量的原理归结为“天演”，即“进化”，的确体现了一种利害层面的敏感，但另一方面也认为，流行于20世纪初日本与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也是深有其弊的。器物—制度—思想这些不同层次的对西方的回应，被一元论的框架理解为某种逐渐深化的“进化”过程，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激励出人们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但它有意回避自然史和政治社会史上常见的“劣胜优汰”的“退化”现象，不能预见“现代文明”的“新野蛮”。⑤ 近代东亚所直觉的他者力量首推西方国家在塑造国际体系方面展现的国家权力和财富的综合实力，即“富强”方面。英法的铁甲蒸汽船舰队能够突袭中国，美国佩里舰队能够威慑日本，军舰可以绕过防卫森严的要塞，攻克海岸线的薄弱点，然后逼迫中国和日本签约媾和，开关贸易。相对来说，军事尚未工业化的国家，不仅陆地兵力投送能力不够，没有足以改变战略被动局面的现代海军力量，更重要的是亟待创造现代工业技术和国家财税汲取体系，坚船利炮是由基础技术能力和举国财政能力支撑的。拥有后见之明的我们知道，回应战略的关键是理解作为“资本和暴力的集装器”的西方现代国族—国家体制所示范的军事和工商业发展道路的力量。国家军力和资本这些“势”的积累不仅开始冲击那些传统帝国的秩序，甚至开始从社会演进之“理”上塑造世界历史的目标。从区分“理”与“势”也即“优劣是非”与“利害”的角度来认识西方，这个挑战我们的西方，是由国族—国家和工商业资本主义体系所表征的“现代西方”。⑥ 人们不得不从“利害”的角度来考虑制度和思想文化改变的必要，现代西欧示范的军事强制和资本积累能力的扩张不仅设定了东亚世界的政治经济议程，甚至开始深入其内部，设置其思想文化议程。如果说，在军事和资本力量增长这一“富强”目标之外，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调适与变迁有着另外的逻辑，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触及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出于“利害”之“势”的权变，虽然名为“文明开化”，但是却伴生着一种新形式的野蛮。不仅“弱肉强食”的军事侵略表征着“强权就是正义”的“率兽食人”，而且枉顾“民生”的目的，放任工商业进程对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的无节制榨取，同样意味着对文明的“相与之善”与“向上之高贵”的蔑视。面对挑战，东亚世界必须对自身的应战问题进行大战略思考，如明治时代的日本有着更加敏锐的“利害”认识，同治中兴时代的中国，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利害”认识，但是出于中国“天下—国家”的传统，对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独立目标也有着更加“傲慢”和冷静的优劣是非理解，这些对现代西方冲击的自觉认识，催生了儒法文明的现代重构，中国和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现代转变表征着这一复杂重构进程。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大一统国家的持续存在，一直缺少强有力的外部挑战者，天朝上国的文明智慧更集中在“向上”的德性与“相与”的伦理上用力，儒法文明的天平明显更加倾向于儒家，⑦秦汉以后的中国“大一统”国家的确是“以国家兼天下”的“天朝”，这个承平日久的政治体已经疏于战国时代曾经熟悉的富国强兵的治术了。⑧遭遇现代西方冲击的历史时势，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趋于解体，中国出于积极防御的需要，其法家的本能就被激活了。如魏源所开启的争论，“有不王道之富强”是目前的时势，“无不富强之王道”⑨则是对既往的回顾，能否开辟出“王道之富强”则是对天朝未来的期望。
